在持续数十年的数字革命中，Crypto 的兴起为其带来新的驱动力，并正在试图重塑全球的金融体系与组织治理机制。

近日，Placeholder 研究分析师 Mario Laul 撰文对该现象进行了详细分析阐述，从历史上技术革命的规律探讨新一轮数字革命的趋势，以及 Crypto 对当今社会的具体贡献、挑战与未来，并认为 Crypto 核心创新不是产品，而是与自由和开放源码软件开发、去中心化、可组合性、可编程性、自动化和分布式治理相关的过程和制度创新。

作者 | Mario Laul，Placeholder 研究分析师

编译 | 谷昱、不二

在本文，我将区块链和 Web3 相关创新统称为 Crypto，并将其归类为数字革命的一部分。数字革命始于 1960 年代末至 1970 年代初，随着分组交换网络、微处理器和其他数字技术的出现，个人电脑和互联网得到了广泛的普及。

在此基础上，我想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对数字革命的论述进行延伸和拓展：

对技术革命的两个主要阶段提供简要的理论概述；

将上一次工业革命（以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为中心）和当前信息革命（以数字信息和通信技术为中心）的组织和制度转变进行比较；

随着数字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探讨 Crypto 作为民粹主义改革运动和创新集合器如何塑造全球机构和治理。

在本书中，我将使用「ICT」作为数字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简写，将「ICT 革命」作为数字革命的简写。从这里开始，「Crypto」将不仅仅指密码技术本身，还包括所有与区块链和 Web3 技术相关的创新。

01

从安装到部署

波浪状周期模型是一种比较流行的经济发展理论模型。这种模型存在许多变量，每种变量都侧重于一组不同的驱动因素，包括人口、信贷 / 债务、贸易和政治周期。创新经济学的根基是约瑟夫·熊彼特的理论 ，主要重点在于创业和创新。

在熊彼特主义的传统中，Carlota Perez 凭借其对技术革命和技术经济范式转变理论的贡献而闻名。她将现代经济史的发展分为了五个阶段，每一次进步都是由不同的革命性技术所推动。这些技术最初只在少数几个主要国家被采用，然后逐渐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

例如，在 20 世纪初期的美国，石油、汽车以及现代化的规模生产方式，让城镇化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成为可能。而在本世纪末期， ICT 的创新引发了新一轮生产关系和方式的变革。

在 Perez 的模型中，每一次经济范式的转变都是由一次「大爆炸」事件引发的。所谓「大爆炸」事件，通常是关键的技术进步，例如斯蒂芬森的火箭号蒸汽机车、福特的 T 型汽车或英特尔的 4004 微处理器等。

技术革命的生命周期可以分为入侵、高潮、协同、成熟四个部分。其中，前两个部分构成了技术革命的安装阶段。在此期间，新的技术范式和关键产业还在形成过程中，由于个人主义和滞后的监管，会导致分布及其不均的创新收益。

根据理论模型，后两个部分构成了技术革命的部署阶段。在此期间，生产资本（即从事实际商品和服务生产的非金融企业）趋于主导地位，在理想情况下，通过渐进的制度改革和经过协商的社会契约，就可以实现更公平的经济收益分配。

图 1：技术革命的生命周期

技术经济范式转变理论的一个关键命题是，新范式的先决条件虽然已经在安装阶段就位，但其带来的更广泛的社会和制度变革只能在部署阶段实现。

这是因为技术革命的潜力需要通过长时间不断学习和迭代，尤其是通过不同创新集群之间的协同作用，才能完全爆发出来。通常技术经济领域的变革更容易被创业主动性和竞争压力所激发，相比之下，社会制度领域需要极端的政治和文化压力，甚至是一场危机，才能摆脱现有的结构和习惯。

但最终，新的技术和组织范式会让原来的规则变得更加规范，并在整个社会中扎根，即使是最保守的机构也必须适应。

随着技术革命的发展，原有经济和社会逻辑将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而「新常态」作为下一波创新浪潮的起点有可能彻底改变整个原有的经济体系，如此循环往复。

图 2：技术革命中相互变化的三个领域

上面的概括显得有点刻板。实际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有许多明显的特征。就数字革命而言，Crypto 可以被视为早期部署阶段的一种反应，它使更多数字原生机构、生活方式和治理形式成为可能。但更重要的是，了解 Crypto 如何影响社会经济的早期数字化转型，已经转型出现的一些背景。

02

大规模生产部署与 ICT 革命

推动数字革命进入部署阶段有两大主要力量：一是核心创新技术的持续迭代和大规模采用，在商业组织、消费生活、社会制度等方方面面建立新的范式；二是公共政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这两种力量虽然分离，但一直在相互作用：新技术的发明和采用会影响政策制定，反过来又会影响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创新的成本和收益的分配。

在 20 世纪的前三分之二时间，以美国为主的世界各地的发达经济体都采用了大规模生产范式的技术和组织原则，比如泰勒主义的流水线管理科学被应用于整个工业领域，越来越多消费品开始被标准化大规模生产。

在规模化生产革命的后半期，越来越多的公共部门开始采用私营公司开创的组织实践，发展成类似大型公司等级制的复杂「部门」结构。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均是如此。

除了支持住房市场外，政府还通过公开采购实体基础设施，成为生产需求的主要来源。工会的相对强势地位使得生产率增长难以与工资脱钩，而福利和失业保险计划帮助减轻了经济衰退带来的打击。总而言之，技术进步和公共政策之间的积极协同作用使大多数西方国家实现了几十年的稳定和包容性增长。

在 20 世纪最后 30 年，特别是 1990 年代互联网热潮的兴起，发达经济体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向信息技术密集型和全球一体化经济秩序转变。

按照 Perez 的理论模型，2000 年代初期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仅代表了数字革命的大致中点，整体部署阶段仍在进行中。她写道：「金融资本已经完成了引领新范式的密集传播以及新基础设施的安装和测试的工作。现在轮到生产资本起主导作用，通过扩大生产和需求，引领世界社会进入更深层次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