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9月26日在浙江乌镇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以视频方式出席，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刘鹤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对全球信息化发展浪潮的深刻思考，强调要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

　　刘鹤指出，互联网不断拓展新边疆，已经对产业发展、经济结构、社会生活和国际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当前互联网发展跃升到全面渗透、跨界融合的新阶段，数字技术深度改造生产函数并不断创造新业态，为各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科技向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世界各国要共同维护基础设施的安全可靠，坚持科技伦理，打击网络不法行为，真正保护公平竞争和推动创新，合理界定数字产权，克服“鲍莫尔病”和“数字鸿沟”，实现包容性增长。

　　刘鹤强调，中国宏观经济总体稳定，有经验和能力管控风险，发展前景十分光明，将坚定不移推动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大力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软件产业发展，持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支持企业家创新创业，支持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关于刘鹤副总理提到的“鲍莫尔病”，《光明日报》理论经济学版曾在2017年12月19日刊发《人工智能能够根治鲍莫尔病吗》一文，对“鲍莫尔病”问题及其解决进行了深度阐释——

　　人工智能能够根治鲍莫尔病吗 (谭洪波)

　　人工智能目前已是科技领域和经济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之所以热门，主要是由于它正在或者即将给经济社会带来颠覆性的革命。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人工智能的发展，主要是从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替代入手的，这就必然会涉及著名的“鲍莫尔病”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Baumol)于1967年构建了一个两部门非平衡增长模型，该模型成功解释了主要经济体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产业结构变迁以及经济增长趋势。鲍莫尔把宏观经济分为具有正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进步部门和不存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停滞部门，并在几个关键假设条件下得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进步部门的单位产品成本将维持不变(这里指劳动力成本)，而停滞部门的单位产品成本将不断上升，因此，消费者对停滞部门产品的需求如果不是完全无价格弹性的，那么停滞部门不断上升的单位产品成本将会促使消费者减少对该部门产品的需求，结果会导致停滞部门不断萎缩并最终消失。而假设停滞部门的产品需求完全无价格弹性，那么虽然停滞部门的单位产品成本不断上升，但仍然会有劳动力不断向该部门流入，从而该部门不但不会萎缩还会逐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进来，正由于劳动力不断从进步部门向停滞部门转移，因此整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渐变为零，这就是著名的鲍莫尔成本病与增长病，简称鲍莫尔病。鲍莫尔同时指出，抖客网，进步部门主要是指制造业，而停滞部门是指服务业，包括教育、市政服务、表演艺术、餐饮、娱乐休闲等，鲍莫尔举例指出，在表演艺术市场上，300年前演奏莫扎特的四重奏需要四个人，而300年后演奏同样一首曲子仍然需要四个人，劳动生产率始终没有发生变化。

　　鲍莫尔病理论推理简洁明了，也能解释市场经济国家服务业成本高企的现象。但是鲍莫尔1967年的理论模型假设过于简单，比如只有两个部门、服务业仅作为最终产品、不考虑开放经济，因此随后的一些学者对鲍莫尔病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进行了扩展和检验。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鲍莫尔病模型的扩展，鲍莫尔(1985)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上，为了克服把整个服务业看作停滞部门的局限性将模型扩展为三部门模型，除了进步部门、停滞部门之外还引入了渐进停滞部门。另外，Ngai和Pissarides(2007)从理论上对鲍莫尔病进行了更加一般化的扩展，她们在鲍莫尔的基础上假设有n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鲍莫尔(1985)、Ngai和Pissarides(2007)在模型扩展之后得到了基本与鲍莫尔(1967)相同的结论。Oulton(2001)假设服务业不再是最终产品部门，而是为第二产业提供中间投入的部门，由此得出在产业结构变迁方面与鲍莫尔相同的结论——劳动力仍然持续不断地从第二产业流向服务业，但同时在经济增长方面得出了与鲍莫尔不同的结论——最终经济不会停滞。实证检验方面，一类研究认为主要发达国家存在鲍莫尔病，鲍莫尔(1985)利用美国1947—1976年的历史数据实证检验发现这段时期美国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的实际产出份额相当稳定，因此随着相对价格的上升，停滞部门服务业的支出和劳动力所占份额急剧上升。Nordhaus(2008)和Hartwing(2011)分别利用美国和欧盟1948—2001年的数据发现美国和欧盟都存在鲍莫尔成本病和增长病。另一类研究则发现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存在鲍莫尔成本病和增长病。Triplett和Bosworth(2004)利用美国1995—2001年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服务生产行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了2.3%，而有形产品生产行业的这一增长率仅为1.8%，并认为美国不存在鲍莫尔病。Timmer等(2007)利用欧盟KLEMS数据库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自1995年以来，希腊、爱尔兰和荷兰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他们的实证结果也证实了这些国家并不存在鲍莫尔病。

　　从最初鲍莫尔(1967)提出的两部门模型到三部门模型，再到一般的n部门模型，在上述研究中最关键的假设是不同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进步速度的差异，不同学者主要争论的焦点也在于此，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服务业行业内部逐渐开始大规模分化，某些服务行业在ICT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下其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其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作为进步部门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比如金融、电信、商业流通等行业。与此同时，某些服务业依然像鲍莫尔描述的那样，劳动生产率进步缓慢，成本不断上升，比如家政服务、美容美发、医疗诊断、教育等。根据鲍莫尔的举例可以以此类推，在教育服务领域，30年前教授一门《经济学原理》需要一个学期的时间，而在30年后教授同样一门课程仍然需要一个学期的时间，30年前一般男士理发需要一个理发师20分钟的时间，30年后同样的理发服务仍然需要一个理发师20分钟的时间。可见这些传统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进步之缓慢，因此这些传统服务业依然属于鲍莫尔所描述的典型的停滞部门，当然在技术的推动下这些传统部门的范围可能会收窄。

　　不管是鲍莫尔当年提出该理论的年代，还是近几十年，鲍莫尔病或多或少在许多市场经济国家呈现，而且在发达国家尤为突出，比如表现为许多电器或设备的维修成本高于重置成本，因为维修是传统服务业，而生产一个新的产品则属于制造业。再比如一般的清洁工能够普遍较容易地支付得起家庭汽车，因为清洁工的工作属于传统服务业，而汽车生产则属于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