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夏/文  新西兰统计学家威廉·菲利普斯于1958年最先提出“菲利浦斯曲线”理论——失业率与通胀之间存在着交替关系，因此可以运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较高的通胀率换取较低的失业率；也可以运用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较高的失业率换取较低的通胀率。这为后来欧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

经济理论的问题在于，很少正确地解释有人类行为参与的繁复系统。因此，“现实”总比“理论”复杂得多。

先看美国。美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供应短缺、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工资上涨共同推高生产成本”的情况。很多企业将部分成本转嫁至消费者，推动通胀持续加剧。物价可能在明年仍居高不下，上涨的能源价格还恐将抑制消费者在其他产品和服务上的支出，导致美国经济复苏放缓。

具体来看，美国居民9月生活成本再度上升，令美国通胀率维持在30年高位。美国劳工部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5.4%，均超市场普遍预期。其中，美国9月能源价格上涨1.3%，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推动整体物价攀升。

单就能源问题来看，主要还是供给和需求的失衡，随着供给侧产能释放，并不难实现新的平衡。但是，正如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博斯蒂克所称，抖客网，“这种由严重、广泛的供应链中断问题导致的物价上涨压力不会很快缓解”，“通胀不是暂时的”。

更为复杂的是就业市场的结构性问题。

美国9月新增非农就业人口19.40万，远不及预期新增50万，前值从增加23.5万上修至增加36.6万；美国9月失业率较前值下跌0.4个百分点至4.80%，也大幅低于预期的5.10%。

9月非农数据显示，尽管大多数联邦失业补贴措施在当月都已经结束，但是，美国民众缺少就业意愿导致就业增长不力的状况仍未得到扭转。美国劳动参与率仍徘徊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今年9月份仅为61.6%，比去年2月还低。

与此同时，美国企业近期对工人的需求远超供给。10月，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的职位空缺接近历史新高，超1040万。就业增速迟缓、职位空缺接近历史新高、薪资进一步走高正是美国就业市场目前的矛盾现象。

在通胀与就业的复杂现状下，美联储的政策选择变得更为艰难。能源价格上涨可能会加剧通胀，并促使美联储更早地退出货币宽松政策，从而抑制经济增长。继续宽松或者收紧政策在多维矛盾的现实中都将面临挑战。美国通过财政刺激政策扩大基建投资、推动分配均衡来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责任，变得更加重要和紧迫。

面临类似困境的还有欧洲国家。

近期欧洲能源市场拉响供应警报，主要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也都出现了大幅飙升。虽然欧洲央行官员称目前的通胀为“暂时性”，但这并没有阻止市场最近几周做出欧洲央行可能提前加息的预期。

实际上，全球主要央行都已经或者正在准备货币政策转向：欧洲央行计划第四季度释放缩减购债的信号；英国央行计划年底结束宽松政策，明年第二季度开始加息；加拿大央行计划第四季度放慢QE。此前，俄罗斯、巴西、智利、韩国、挪威等13国央行已经加息。

德银的侦查显示，目前市场越来越担心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银行等主要央行可能犯下政策过于“鸽派”或者“鹰派”的错误。在日益复杂的全球市场，这种错误更易被传染和放大，出现“蝴蝶效应”。

在境外市场VUCA（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的英文缩写）常态化的情况下，我国也面临类似的困境，稳增长和通胀的矛盾逐渐显性化：一方面，实体需求不振，宽货币稳增长越来越有必要；另一方面，通胀居高不下，全球央行转向，货币宽松的风险越来越大，不敢也不能再进行大宽松。

如果说，此前全球宽松的大环境下，我们更多的看到了各国货币政策“力”的科学，接下来，在极为复杂的现实中，我们将观摩各大央行展现转向中“度”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