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方面已经成功解冻了7亿多美元的被冻结资金。”

　　8月19日，在小米二季度财报分析会上，小米集团合伙人、总裁王翔对于小米在印度遭遇税务侦查的最新进展作出回应，他坦言还有一部分被冻结资金正在交涉中，而小米在印度的业务还在正常进行当中。

　　这是中国手机出海印度在今年集体遭遇波折的缩影，自2021年年底开始，中资手机企业在印度遭遇税务侦查的消息不断传来。去年印度曾封禁一系列中国App，今年轮到了中资手机企业。

　　中印关系的复杂现状，以及印度对于自身经济发展的野心，都让印度对于已经占领本国手机市场七成以上的中资手机企业态度出现了变化，但是市场规模仅次于中国的印度却让任何一家手机厂商都不愿离开。

　　面对印度市场，中资手机企业同时面临极大诱惑和极大不确定性。而外界的疑虑是，在世界经济愈发割裂的今天，中资手机企业还能在印度走多远?

　　遭遇印度“普查”

　　当地时间8月3日，印度税收情报总局(DRI)发布通告，通过对vivo印度公司工厂的搜查，发现其在进口某些用于制造手机的产品时，作虚假申报以获得免税优惠，合计221.7亿卢比，vivo印度公司已经自愿补缴6亿卢比关税差额。

　　就在一个月之前，印度执法局(Enforvement Directorate)以涉嫌违反《防止洗钱法案》搜查了vivo印度公司和23个相关公司，指控其将12.5万亿卢比的销售额中近一半汇出印度，目的是造成vivo印度公司巨额亏损，避免缴税。

　　一个月之内两次遭遇税务侦查，vivo的遭遇是中资手机企业今年以来在印度遭遇的缩影。2021年年底，小米、OPPO遭遇印度税务局(Income Tax Department)突击检查，被指存在多重税务问题，此后半年多时间里，小米、华为、OPPO、vivo等中资手机企业先后遭遇印度政府不同部门的税务侦查。

　　所受指控大多相似，如DRI在通告中提及vivo存在的问题，也曾被用以指控OPPO逃税，DRI称OPPO在进口手机零部件时故意错误描述，获得298.1亿卢比的关税减免。出于鼓励手机企业将零部件产线迁移至本地的考虑，印度针对不同手机零部件设置不同关税。

　　“‘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是印度法律运行的普遍现实，印度的法律框架导致很难有企业可以实现充分的合规经营，由于印度相对是‘小政府’，人手和精力不足，很多时候将合规义务简单粗暴地推给企业。”印度大恒竺成律师事务所中国事务部顾问李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印度政府重点“关照”外资企业，不光中资，欧美企业在印度也经常遭遇来自政府的执法检查，并且不少外资企业与印度政府之间存在漫长的法律争议。

　　尽管如此，延宕半年的针对中资手机企业的税务侦查仍显得不同寻常。

　　“对于印度中资手机企业而言，这一轮税务侦查是一次‘普查’，对其他外资企业、行业的税务侦查，更多是‘抽查’。”印度中资手机企业协会秘书长杨述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而小米、OPPO、vivo等仅是遭遇税务侦查的中资手机企业的一角。杨述成回忆，这一轮税务侦查始于2021年年末，今年五六月是高峰，8月趋于平缓，只有若干个案仍在持续侦查，“普查”已经结束。据他估算，约有六成中资手机企业遭到税务侦查，除去知名的手机厂商，还包括为数众多的手机供应链企业。

　　多位受访的印度中资手机企业人士认为，这一轮税务侦查对企业造成诸多影响，有企业的负责人直接被带走接受侦查，一些公司的账户被封，直接导致企业清关、发放工资困难，同时，企业还被要求缴纳高额罚款。但是他们均强调，这一轮税务侦查并未触及印度中资手机企业的根本。

　　4月底，印度执法局扣押小米印度公司555.1亿卢比资产，小米印度公司随后诉至法院，法院多次延长其银行账户解冻期，并放宽账户用途，可以用于对外汇款。有中资手机企业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相比于vivo，小米、OPPO已经经历不止一次的税务侦查，积累了一定应对经验。

　　杨述成也告诉记者，印度上诉流程较为漫长，但从另一方面讲，真正落实到罚款这一步也比较困难。“印度社会有很多灰色地带，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一些问题。”

　　相比于税务侦查，杨述成更加忧虑签证的发放，将其称为“在印中资手机企业面临的首要困难”。“因为对等原则，当前印度发放的签证数量极为有限，但是中资手机企业需要大量管理、技术人员到印度，需要动用私人关系打通关节，付出大量金钱和时间才能获批数量有限的签证。”

　　目前需要获取签证的人数高达数千人，在2019年高峰期，中国在印度手机产业链的管理、技术人员约为1万人，目前仅剩下1000人左右。

　　税务侦查、限制签证，被解读为印度对中资手机企业不再友好，这背后是印度对中资的警惕。2020年4月，印度发布FDI新政，要求与其接壤的国家投资印度前，需要经过审查，针对中资的意味明显。2021年，中国企业对印度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下跌近70%，仅剩6318万美元。

　　FDI新政发布后，长达两年多的时间中都没有明确消息告知相关的审批动态，直到最近才有印度媒体放风称通过了少量的来自中国的FDI申请。

　　“FDI新政限制的是股权行为，即新设企业、股权转让、与印度企业合资乃至现存的中资印度企业增资扩股。甚至有些项目可能是合同签订于2019年，但在交易收尾时突然受到FDI新政的限制，使得他们只能申请FDI许可。”李钦告诉记者，即便最近有消息称有数十个中国项目拿到了FDI许可，但里面真正在印度新设企业的项目，可能并不会太多，这也可以反映出印度的FDI新政对于中国投资的影响。

　　前述印度中资手机企业人士透露，税务侦查后，手机企业更加会减缓在印度的投资。

　　显然，在印度的中资手机企业正面临新一轮博弈。

　　博弈印度产业政策

　　“中资手机企业在印度发展超过7年，对方也会从税收、拉动GDP增长、带动就业三个维度评估。”杨述成尝试从印方角度理解这一轮针对中资手机企业的税务侦查，“从印度方面评估的结果来看，中资手机企业确实为印度解决了部分就业问题，吸纳约40万人就业，但是却被认为没有带来足够的税收，拉动GDP增长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李钦认为，印度对于中资抱有“两分法”的态度：即区分在印度设厂的中国汽车、机械制造、电子等需要大量投入、能够创造就业岗位，并且不能说撤就撤的实业投资，和“轻装上阵”，甚至不需要在印度设立实体就能吸引百万级乃至千万级用户的互联网投资。

　　“后一类投资受到印度政府政策直接冲击和影响最大，而实业投资虽然由于疫情和印度政府施加的清关、进口限制等受到负面影响，但印度政府明白这类制造业企业可以带来就业以及先进的生产及管理经验，与印度政府‘印度制造’的计划相匹配，因此通过印度政府FDI审批的项目也大多为这类生产型企业。”李钦说。

　　从“两分法”的角度看，中资手机企业本应受到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