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就业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完善其就业创业支持政策。2022年11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就支持农民工及脱贫人口就业创业作出进一步部署。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农民工就业方式发生变化

　　我国农民工就业整体情况如何？目前农民工就业呈现怎样的趋势？

　　程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数据信息室主任）：农民工高度集中在市场化部门，是劳动力市场中反应最灵敏的群体，他们的就业状况是观察经济运行的风向标。

　　我国人口总量已经达峰，经济发展与城镇化进入新阶段，农民工总量趋于饱和。“十三五”时期以来，全国农民工总量稳定在2.9亿人左右，其中外出农民工稳定在1.7亿人左右。从人口学特征来看，农民工群体呈现年龄结构逐渐老化、人力资本结构逐步优化的趋势。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农民工监测侦查报告》，2012年至2022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从37.3岁提高到42.3岁，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从15.1%提高到29.2%，一向被认为年轻力壮的农民工也不再年轻。外出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从7.8%提高到18.7%，大约3000万的“农民工大学生”正在改变农民工群体结构。

　　随着我国人口与经济结构加快转型，农民工流动与就业方式也发生深刻变化。农民工群体呈现出明显的本地化特征，2012年至2022年，外出农民工中省内流动占比从53.2%提高到58.9%，迁移距离缩短、流动周期拉长，迁移方式从过去“候鸟式”流动逐渐转变为举家搬迁、稳定居住，即便遭受外部冲击时，大多数农民工仍选择留在城市继续找工作，表现为短期失业率上升。2023年一季度，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主要是进城农民工）城镇侦查失业率为5.6%，高于本地户籍劳动力失业率和全国城镇侦查失业率。过去习惯性认为农民工流动性强、失业率低、农业农村是就业蓄水池，但当前形势已经发生改变，农民工政策有必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随着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低技能、劳动密集型行业、常规重复性岗位正在被加速替代，制造业就业需求持续缩减，能够满足新技能需求的劳动者从中受益，技能水平较低的农民工面临被淘汰风险。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的制造业企业员工匹配侦查显示，目前制造业企业中使用工业机器人和数字控制技术的覆盖率达18%，新技术的应用导致一线生产工人需求下降19.6%。据此估算，新技术应用造成制造业总体就业需求缩减约3.5%，“十三五”期间累计替代800万至1000万农民工制造业岗位。

　　新技术革命加速农民工从制造业流出，数据显示，2022年农民工从事制造业比重下降至27.4%，较2012年下降了8.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经济结构转型带动服务业快速发展，从2018年开始，从事服务业的农民工已占到农民工总量的50%。随着平台经济迅猛发展，产业工人成为外卖骑手等平台从业人员的主要来源，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为农民工群体提供了更多就业选择，但负面影响也逐渐凸显，平台就业的工作任务单一、技能提升空间狭窄，不利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同时平台从业人员普遍存在劳动关系界定不清、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长期来看不利于农民工稳定发展。服务业具有较强就业吸纳能力，但劳动生产率偏低，农民工高度集中于生活性服务业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平均工资水平比制造业、建筑业低17%至27%。农民工加速从制造业流向低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持续提升动力不足。

　　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要深入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就业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完善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为总体就业形势和经济社会稳定创造良好基础。

　　传统的农业蓄水池功能明显弱化，建议依托城镇的社区、技能培训中心、职业学校、高等院校等平台整合公共资源，构建新的就业蓄水池。当出现较大范围就业冲击时，能够就地将农民工吸纳到城镇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中，发挥就业缓冲作用。职业教育体系率先面向社会全面开放，通过试行申请制、减免学费等举措，支持有意愿的农民工群体重新进入学校，提升学习能力，积极应对经济转型的挑战与机遇。加强平台就业人员的公共技能培训和人力资本积累，开展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适用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应对结构性失业矛盾。继续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激发实体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活力，着力解决需求不足问题，扩大农民工就业机会。创新社会保障体系，“机器人税”和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或可成为补偿普通劳动者福利损失的可行举措。

　　引导大龄农民工转型就业

　　近年来，大龄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大龄农民工在就业方面有哪些诉求？

　　吴天龙（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处长）：从上世纪80年代的“民工潮”开始，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有效弥补了城镇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不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56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190万人。他们大多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居民服务修理等行业，在体力劳动者中充当着绝对主力。

　　大量劳动力的融入，为城市发展注入动力，促进了城市二三产业健康发展。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农民工的年龄日渐增长，大龄农民工的生活和权益保护问题受到社会高度关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只有14.3%，2022年达到29.2%。

　　一个是健康问题。农民工往往是家庭顶梁柱，既要抚养儿女又要赡养老人，但又缺乏一技之长，长期从事强体力、高危险工作，在粉尘、噪声、高温环境中打拼。随着年龄增长，尘肺病、关节炎、脊椎病、腰损伤等职业病逐渐凸显，多数农民工身体素质下滑、反应速度下降，发生工伤的概率增加。出现工伤后，一个关键环节是申请认定，但不少农民工对申请细节了解不充分，有的因为忽略了时间限制导致申请超时，无法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工伤待遇，有的不清楚地域规定，受伤后未及时在参保地申请，首选回到户籍地申请而延误了时间。

　　另一个是收入问题。虽然有一部分年长的农民工可以依靠家庭养老过上相对安逸的生活，但仍有很多人需要通过自身劳动维持家庭开支。但与青壮年农民工相比，大龄农民工体力下降，缺乏就业竞争优势，通过正规渠道就业的机会越来越少。

　　考虑到建筑施工高强度、高危险等特点，为避免超龄人员因体力和反应速度下降而导致工伤率增加，多地已出台政策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并使用人脸识别等技术手段辅助管理。各地标准不一，有的地区禁止招录和使用6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女性从事建筑工地中的高危一线作业，有的地区禁止以任何形式招录或使用超龄人员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部分规定一度引发社会热议。

　　各地规范用工的本意是好的，相较青壮年农民工，大龄农民工的事故发生率确实会高一些，但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大龄农民工的实际需求。不少农民工失业后每月只能领取100多元的养老金，仍有很强的就业需求，但由于长期从事建筑行业且年龄增长，转岗难度较大，如果进入散小或不正规的建筑市场工作，危险性反而增加。目前建筑行业大龄工人占比较高，《建筑业劳务用工现状大数据分析报告（2021）》显示，建筑业50岁以上的劳务工人占比达38.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