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目前运行在增速略高于5%的轨迹上。即便中国潜在增速在5%和6%之间，而目前中国经济正运行在这个区间之中，谁能保证一旦退出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中国经济增速不会进一步下跌呢？为慎重起见，我们还不能退出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

当前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势头出现了显著分化。一方面，上游的采矿工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持续上升。另一方面，中下游的制造业成本上升较快、盈利能力甚至受到削弱，这些中下游行业也是中小企业分布更多的领域。

余永定：在疫情之前几年我国财政减税降费压力较大，疫情期间的2020年我国财政再次经历了减收压力。今年初以来，财政总体上转向了“稳定宏观税负”的阶段，财政收支关系出现了转向。今年前5个月，财政支出完成了全年的37.4%，而财政收入完成了全年的48.8%。

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应该大大加强相互之间的配合。在财政部增发国债的同时，中央银行应该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压低国债收益率，以支持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国的中央银行也可以考虑执行类似QE的政策。

尽管事出有因，贸易顺差为中国经济得以维持较高增速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中国不能回到过度依赖外需的老路上去，而且，随着全球经济复苏，供给能力恢复，中国出口的强劲势头恐怕也难以维持。

经济观察报：您如何看目前全球复苏趋势？中国是否需要警惕海外货币政策的影响？怎样理解“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

经济观察报：您如何看中国经济下半场？

经济观察报对话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前会长余永定，试图甄别中国经济的亮点与不足，包括发现宏观政策之“考”与经济运行的均衡逻辑；从其字里行间，我们读到有关“反弹过于依赖外需、为什么自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一路下滑？”之问，以及“2021年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经济偏冷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而非需求过度”之答。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在过去10年中，中国经济是偏冷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需求过度。宏观经济政策是否宽松没有固定不变的尺度。例如，财政赤字对GDP为3%表明财政宽松吗？货币供应增速为12%、基准利息率为1%表明货币政策宽松吗？不一定。宽松不宽松要看执行了相应政策之后，经济是否出现过热、通货膨胀率是否过高、产能是否已经得到充分利用、贸易是否出现逆差等等。如果扩张性宏观政策会引起通胀过高（在某些情况下也要考虑资产泡沫），以致失控，则不应采取进一步的扩张政策，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就应该继续或进一步采取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在中国当前情况下，宽松一些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较高的经济增速有利于还是不利于推进各项改革呢？我们可以问问广大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如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改革就会进一步受到挫折，民营企业就会进一步萎缩，当然就需要考虑是否放弃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实际情况恐怕还不是这样吧？

不均衡的经济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