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6月24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取消宪法规定的堕胎权，推翻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裁决，将堕胎合法性问题留给各州应对，这意味着女性堕胎权将不再受美国宪法保护。此举引发美国多个城市的示威与抗议活动，联合国秘书长、世卫组织总干事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专均对此予以谴责，称这是妇女人权保障的倒退。联邦高院在中期选举年作出此项激进裁决，凸显其右倾化的本质，也预示着美国政治将进一步走向保守化。

　　1973年获通过的“罗伊诉韦德案”在美国司法与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缘起则是1969年美国得克萨斯州21岁的女招待诺尔玛·麦科维不慎怀孕后无力生育和抚养孩子，为实现堕胎的愿望，在律师帮助下，化名简·罗伊起诉得州达拉斯县检察长亨利·韦德一事。该案最终打到联邦高院，九名大法官以7：2的投票作出支持原告的裁决，事实上确立了美国妇女拥有堕胎权的宪法依据。

　　裁决书主要内容有三：一是法院应当保护承受精神与肉体折磨、不愿生育的孕妇，而非法律地位不清的胎儿；二是自由堕胎权是隐私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除非涉及公益，州政府不得干预；三是在妇女孕期的不同阶段，孕妇与州政府拥有不同权利。1973年的这项裁决被认为是20世纪联邦高院最重要也是最具争议性的一项裁决，它在赋予美国女性自由堕胎权的同时，也将社会分裂为严重对立的两派，即支持堕胎合法化的“选择派”与反对合法化的“生命派”。前者主要是女权主义者和在宗教与道德问题上持开放观点的人士，后者则是宗教保守派与其他持有传统价值观的人士。

　　从“罗伊诉韦德案”裁决作出后的历次总统乃至议员选举中，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都成为民主党与共和党候选人不得不面对和回答的问题，而选民也据此投下自己关键的一票。而6月24日的联邦高院的裁决则是釜底抽薪式的，其逻辑是，“罗伊诉韦德案”所依赖的宪法第14修正案在被通过时，并不承认堕胎权是根本权利，因此相关权利不受这个修正案保护。裁决意见书称，抖客网，“宪法没有赋予堕胎权，‘罗伊诉韦德案’裁决被驳回，规范堕胎的权力将被还给人民和他们选出的代表。”

　　联邦高院之所以在2022年这个中期选举年推翻“罗伊诉韦德案”裁决，重新撕裂美国社会的伤口，其“恶之花”事实上是前总统特朗普种下的。其实，早在本世纪之初的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美国社会的保守化就有回潮态势。到奥巴马执政期间，其上台虽被认为是自由派的重大胜利（非洲裔美国人当选总统），但是共和党控制国会期间严重阻碍了美国司法系统各级法官的任命。到特朗普上台，不仅在地方和州司法机关塞入大批倾向右翼的法官，而且成功改变了联邦高院的政治格局，通过任命戈萨奇、卡瓦诺与巴雷特三名大法官，夯实保守派在高院6:3的绝对多数。参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这一格局的确立中“功不可没”，他成功地通过篡改规则阻止奥巴马提名大法官人选，并把属于拜登的提名机会强行赋予特朗普。

　　保守派控制美国司法体系的结果是，民主党推动的自由主义议程，如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移民与医保制度改革、维护性少数群体权利等，在联邦与州层面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保守派法官的阻碍。而在中期选举年撕裂社会的伤口，毫无疑问有助于提振共和党选民的投票热情，尽管它也可能适得其反，激起民主党选民更大规模的反弹。

　　联邦高院取消堕胎权，凸显美国政治保守化更进一步，它不仅为民主党其他的自由主义议程推进设置障碍，也为2024年大选可能出现的宪法危机敲响警钟。正如拜登5月11日所言，如果高院正式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否定宪法中对堕胎权的保护，那么，下一步高院很可能会考虑推翻其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用于保障美国人权利的案件，包括同性婚姻、避孕途径等方面的案件。

　　事实上，就在本次高院裁决的附议书里，保守派法官托马斯明确表示，高院应该重新考虑过去关于避孕、同性关系和同性婚姻权利相关的裁决。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时，小布什的最终胜选被认为得益于法院的裁决，2020年大选前特朗普就信心满满地叫嚣如果选举出现争议，将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在美国当前司法系统从最高法院到地方多为保守派控制的背景下，如果2024年大选出现选举争议，加之共和党可能届时控制国会两院，民主党几乎没有任何翻盘的可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