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植成，国之富也。”良好生态本身蕴含着经济社会价值。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等重要文件，从国家层面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进行了系统性、制度化阐述。本期邀请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主持人

　　经济日报理论部主任、研究员 徐向梅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意义深远

　　主持人：请介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意义和作用。

　　谷树忠（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生态产品是指由生态系统以可持续的方式为人类提供的各类物质和服务。其生产者主要是生态系统，重点包括森林、草原、湿地、水域、农田、荒漠、海洋等，既有自然生态系统，也有人工—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提供生态产品不能影响或削弱生态系统自身的性状和功能，决不能以竭泽而渔等不可持续的方式提供或获得生态产品。

　　生态产品多种多样，分类方法也不同。

　　按存在形态可分为有形产品和无形服务。前者主要包括生态系统提供的食物、纤维、木材、燃料、淡水、药材等人类需要的产品；后者主要包括气候调节、空气净化、水土保持、水体净化、种子传播、疾病防控、文化传承、休闲游憩等面向人类的服务。

　　按经济特征可分为私人物品式、俱乐部物品式、公共池塘资源式和纯公共物品式。私人物品式生态产品，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且可直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如农产品、桶装瓶装水、木材、生物质燃料等；俱乐部物品式生态产品，具有一定垄断性和排他性，但非完全垄断和排他，例如收取门票的国家公园、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等，在支付一定费用（购买门票）之后即可享用特定生态服务；公共池塘资源式生态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人们共同使用整个资源系统但分别享用资源单位，包括江河、湖泊、海洋、森林、荒漠等提供的生态产品，目前大部分生态产品为公共池塘资源式；纯公共物品式生态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包括生态系统调节服务提供的清洁空气、宜人气候等。

　　我国生态产品总量大、种类丰富、地域分布广泛。例如，建立在近20亿亩耕地上的农田生态系统，提供了世界上最多的粮食、蔬菜、食用油、肉蛋奶等必需的农产品，特别是基于优良农田生态系统生产的绿色、有机和无公害农产品产出规模持续扩大；33亿亩森林生态系统蓄积了多达175亿立方米的林木，提供了净化空气、涵养水源等生态服务；包括10多万条河流、近2.5万个湖泊在内的水生态系统，每年为全国人民提供6000亿至7000亿立方米淡水；近60亿亩的草地生态系统，每年为包括牧区在内的全国人民提供大量肉蛋奶等食物。但是，生态产品人均占有较少、质量参差不齐，有效供给能力与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第一，是保护和修复生态系统、治理和改善自然环境的需要，抖客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根本目的在提升生态保育的积极性。第二，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只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才能促进生态产品生产供给投资。第三，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具体体现，该理念的核心要义就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第四，是充分发挥市场在生态保护和修复中作用的具体体现，让市场或价格信号在平衡生态产品供需关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第五，是培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动能的基本路径，特别是有利于促进生态产业、生态经济发展。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在协同推进经济增长和生态保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体制机制、法治规制、风险防控和纠纷调处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健全和完善。当前，尤其要防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偏离做好绿水青山保护的初衷，防止出现破坏生态环境、浪费资源的不良行为和现象。

　　生态资源权益交易进入关键期

　　主持人：如何理解生态资源权益交易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中的定位和作用？

　　蒋春来（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生态资源权益交易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属于生态产品经营开发机制的一种表现形式。生态资源权益交易将生态资源转换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在界定相关要素产权基础上，通过交易将其使用价值转化为真实的市场价值，既实现了生态资源权益的价值变现，又引导其向低污染、低消耗和高附加值行业和企业流转，达到优化配置和价值增值的双重目的。

　　碳排放权交易是助力我国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政策工具。各地区通过积极实践和探索，逐步构建涵盖配额分配、交易、结算、风险管控和信息管理等全链条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和管理体系，配额交易初具规模。截至2021年年底，8个试点碳市场碳配额累计成交量3.8亿吨，成交总额89.1亿元。2021年7月以电力行业为先锋，全国统一碳市场上线运行，第一个履约周期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有序，价格发现机制初步显现，碳配额累计成交量1.79亿吨，成交额76.61亿元。

　　排污权交易是我国污染物总量减排配套的经济政策，可实现总量控制目标下减排成本最小化。目前全国共有28个省份在全省或省内部分区域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基本构建涵盖“制度体系—基础平台—交易管理—监督执法”为一体的支撑体系。各地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初步估算，全国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规模累计达200亿元以上，市场配置环境资源的功效初步显现，通过对污染源排污权的核定同步推动了环境管理的精细化发展。

　　用能权与用水权交易是提高企业能源和水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手段。2017年，我国正式批复在浙江、福建、河南、四川开展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目前各试点省份均处于政策体系和市场建设的起步阶段，实质交易较少。2014年，我国在宁夏、江西、湖北、内蒙等7个省（区）启动水权交易试点。2019年水权改革试点基本完成，初步建立水权确权、交易、监管等制度体系。在试点地区带动下，河北、山东、山西等不断完善水权交易相关政策制度，探索区域水权交易、取水权交易、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政府回购水权等多种行之有效的交易模式。

　　我国各类生态资源权益交易，基本均处于从试点和前期建设阶段转向深化推进的关键时期。从前期建设和发展情况来看仍存在不足，亟需打通和完善各类生态资源权益价值实现关键环节。

　　一是强化法规支撑。当前生态资源权益交易主要以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约束，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如排污权、水权、用能权等概念、内涵及权利属性尚未有上位法支撑，阻碍了交易工作推进。建议尽快在法律法规层面确立各类生态环境资源权属、交易功能定位及相关保障机制，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是完善制度设计。我国各类生态资源权益交易总体发育较慢，存在地区和行业覆盖范围小、市场活跃度低、市场运作与政府掌控边界不清等问题，难以有效发现生态资源真实价格，降低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下一步需在考虑各类交易的定位和基础实施条件的基础上强化制度设计，包括稳步拓展实施范围，排污权交易重点拓展VOCs（挥发性有机物）等交易因子，碳排放权交易重点拓展建材、有色等行业范围，用能权和水权交易重点拓展覆盖地域；打破区域行业壁垒，推进排污权跨区域、跨行业交易；优化初始权分配，逐步实施生态资源初始权有偿使用，构建基于总量控制的碳排放权分配体系；引入投资机构、个人等多元化市场参与主体，丰富碳交易、排污权交易产品，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原则设置市场调节机制等。针对制度设计及关键实施环节，同步出台相关细则和技术指南，为建立制度完善、交易活跃、监管严格、公开透明的各类生态资源权益交易市场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