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GVC）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对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呈现区域化、短链化和扁平化等特征，正向多元化、高端化和数字化转型。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国别开放、区域开放、全球开放是相互依存、层层递进的关系，合力推动全球价值链健康发展，有利于经济体共享经济全球化成果。中国是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重要力量，已成为全球制造业供应中心之一。

　　全球价值链贸易持续增长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折射出现代国际贸易的演进。根据生产分工及跨境特征，全球贸易可分为境内贸易、传统贸易、全球价值链贸易三个部分，分别对应三种情况，即交换活动全过程不跨境、生产过程不跨境、生产过程跨境1次及以上。全球价值链贸易是经济利益在国际分工和价值分配上的表现，同时也是影响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力量。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受外部需求走低影响，2008年至2009年，主要经济体全球价值链贸易额出现短暂下降，2010年开始再次进入上升轨道。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价值链贸易额再次下降，2021年重回增长态势。全球价值链贸易在经受上述两次世界范围不利冲击后，规模依然呈现增长态势，展现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韧性。

　　从主要经济体全球价值链贸易来看，基于亚洲开发银行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计算全球价值链增加值分解指标所得结果，2007年至2021年，60个主要经济体全球价值链贸易额呈上升态势，平均增幅约108%。美国、中国、德国稳居前三位，中国、美国的全球价值链贸易额增长迅速，德国增速相对平稳，2010年中国全球价值链贸易额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二位。相较2007年，2021年全球价值链贸易额排名前十的经济体中，美国仍居世界首位，中国超越德国居第二位，韩国超越加拿大、意大利居第九位。老挝、柬埔寨、蒙古国、越南和马耳他增长较快，芬兰、希腊、意大利、挪威等国增速缓慢。以传统贸易为例，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传统贸易规模呈上升趋势，其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曾出现短暂收缩，但降幅相对较小。从传统贸易规模看，领先梯队的成员结构相对稳定，中国稳居世界第一位，美国、德国紧随其后。

　　全球价值链对应的贸易活动往往需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合作，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分布在不同地理位置，通常需要多次跨境，形成复杂的网络。根据全球价值链贸易发展过程，结合具体商品品类，可将全球价值链贸易规模（GVC增加值）拆分为简单GVC增加值（跨境1次）和复杂GVC增加值（跨境2次及以上）。根据产品最终去向，复杂GVC增加值可进一步拆分为流回境内或流至其他经济体两部分。

　　测算结果显示，2007年至2021年，简单GVC增加值和复杂GVC增加值均呈扩大趋势。从简单GVC增加值来看，59个主要经济体有所增加，平均增幅约106%，美国、中国、德国稳居前三位。不过，复杂GVC增加值在非金融危机时期增速更快，反映出主要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程度不断加深。其中，流回境内的复杂GVC增加值稳步提升，54个主要经济体有所增加，平均增幅约238%，美国、中国、德国稳居前三位；流至其他经济体的复杂GVC增加值持续增长，60个主要经济体平均增幅约113%，排名前十位的经济体结构相对稳定。在复杂全球价值链贸易活动中，流至其他经济体的贸易规模约占89%，一定程度上表明各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持续拓展。

　　主要经济体深度嵌入全球生产网络

　　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与后向参与度是衡量经济体参与方式与程度的主要指标，前者指一个经济体出口给贸易伙伴的境内增加值占该经济体总出口值的比重，后者指出口中由贸易伙伴提供的增加值占该经济体总出口值的比重。前向参与度高的经济体多位于全球生产网络上游，主要出口中间产品和服务；后向参与度高的经济体多位于全球生产网络下游，主要依靠进口中间产品和服务进行产品生产与出口。

　　从测算结果来看，主要经济体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程度不断加深，但区域间差异明显，表明各经济体在其中扮演不同角色。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亚洲主要经济体分布范围较广，不同经济体在产业链上下游不同环节发挥重要作用，形成了高度互补、分工细化的网络结构，这种参与模式具有较大灵活性和适应性；欧洲地区是全球中间产品重要供应地，也是最终产品重要组装地；美洲和大洋洲主要经济体的相关参与度指标值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亚洲主要经济体曾通过参与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环节加速融入全球价值链，但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国内市场需求增加，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后向参与度均有所降低。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为例，其所涉环节涵盖研发设计、上游原材料供应，中游电池、电机、电控设备及其零部件制造，下游整车组装以及充电服务与电池回收等后市场。相较于传统汽车，新能源汽车不再受限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发动机技术系统限制，所需零部件大幅减少，动力电池在生产过程中增加值占比较高，在动力电池以及新能源汽车生产领域，发展中经济体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显著提高。

　　当前，全球产业体系和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多元化布局、区域化合作、绿色化转型、数字化加速的态势，全球价值链也向着多元化、高端化和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为亚洲主要经济体提供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通过加强研发投入、培育高科技产业和提高产品质量，亚洲经济体有望嵌入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另一方面，自由贸易协定高质量实施，区域一体化深入推进，将为亚洲主要经济体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欧洲主要经济体在研发创新、工艺革新等方面具备较强综合实力，对生产组装等环节的控制能力持续提升，但该区域内部分经济体面临产业结构转型、失业率上升等挑战，在未来发展中需注重加强互补合作、缓解两极分化。

　　比较优势凸显不同禀赋特征

　　在全球价值链增加值核算体系下，对主要经济体2007年和2021年35个细分行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进行测算和对比，结果显示，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比较优势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禀赋特征和发展路径：发展中经济体在传统产业中表现突出，部分经济体在高附加值产业中崭露头角；发达经济体在高附加值产业中保持领先地位，但也面临一系列挑战。不同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差异，为产业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多样化合作的可能性。

　　发展中经济体在传统产业领域显示出较大竞争优势，例如纺织业，食品、饮料和烟草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老挝、巴基斯坦、柬埔寨、孟加拉国、越南、泰国在上述行业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源于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相对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在能源和矿产资源领域，部分发展中经济体拥有丰富的天然气、煤炭、铁矿石等资源，成为全球价值链中不可或缺的原材料提供者，为其他地区的工业生产提供了基础；在农业领域，发展中经济体地理分布广泛，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和良好的气候条件，在粮食、果蔬、畜牧业和渔业等领域具备独特的品类优势，为全球买家提供了多样化产品；在工业领域，发展中经济体在产品加工方面具有明显比较优势，承担了全球价值链中大量的中间产品生产和组装服务。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在高附加值产业中表现突出，中国、马来西亚的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竞争力显著增强，墨西哥的运输设备制造业竞争力排名大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