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康 

　　[摘 要] 共同富裕是一个世界性课题，不同于“北欧福利国家模式”“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等，我国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已经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共同富裕中国模式，其中，最鲜明、最突出、最有中国特点的内涵有三条：一是我国社会公平的政策方针始终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系列配套政策也随之跟进；二是通过政策手段促进居民收入结构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积极转变，形成4亿中等收入群体，平抑贫富差别、促进社会收入更趋合理；三是消除绝对贫困，实现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完成了实现共同富裕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未来，我国需要继续探索共同富裕的难题，认真研究面对最富有人群如何构建更合理的管理体制机制。

　　[关键词] 共同富裕；中国模式；高质量发展；中等收入群体；贫困问题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453（2022）04-0004-05

　　共同富裕是一个世界性课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从资本主义发展初始起，就有很多先贤学者发现，贫富差别和贫富分化是深蕴在制度内部并可能最终摧毁这个制度的东西，开始研究如何找到社会均富即共同富裕的途径。最终，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这种研究探索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模式：一个以市场体制高度发达的美国为代表，实行所谓“滴漏模式”(Hourglass)，简单讲，就是资本与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群后逐步向下层低收入人群散布。另一个就是著名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模式”，或称“北欧福利国家模式”，即由国家调控，政府和市场共同承担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职能，抑制资本和社会财富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很显然，“滴漏模式”的效果菲薄，根据美国皮尤公司的数据，今天5%的美国人口掌握的财富大大高于20年前，贫富严重分化已成为国家常态。“北欧福利国家模式”则是另一种情况。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到，这种模式经过不断修正调整，有充裕的理论解释，也有长期的实践验证，国家福利水平和社会均贫富水准都得到很高国际评价，受到国内大多数社会人群的高度认同。

　　解决贫富差别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另一条路，就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的突出特点，是国家把按劳分配作为唯一分配原则，不允许劳动以外的要素参与分配活动（除极少量分配活动），由中央计划机构管理分配过程。由此，苏联模式消灭了资本主义由于资本占有和资本剥削而产生的贫富差别与贫富分化，出现了一个至少在形式上比较平等的收入分配状态。但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无法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因为，收入分配的计划体制消灭了贫富差别与贫富分化的同时，也消灭了最活跃的经济增长机制，生长了群体吃大锅饭的惰性体制，进而，社会经济发展的缓慢迟滞相随而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还在发展问题上和美国总统公开叫板，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两国之间的巨大发展差距就无法进行比较了。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成功，国家也在20世纪90年代初解体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模式”只适于高度发达国家，最成功的案例又往往发生在北欧较小的国家经济体。20世纪70年代后，全球很多落后国家由于各种机缘而发展兴起，成为新兴发展中国家，但在经济起飞后，绝大部分国家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坑，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社会割裂，进入腐败、内乱、混战和政权叠换状态，造成经济发展长期迟缓甚至停滞，无法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这种典型案例，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地区都不鲜见。

　　中国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抖客网，共同富裕早就成为党的坚执理念和重要目标，也早就纳入治国理政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崇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按照这个模式的基本要求管理收入分配，结果当然也不可能脱离该模式的历史逻辑：没有贫富差别和贫富分化，也没有经济快速增长与发展的强大内动力，最终，共同富裕只能是一个美丽的空想。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长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共同富裕也学不了发达国家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模式”，照抄照搬肯定不行。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开始按照改革开放的思路重新思考共同富裕课题，40多年来不断进行实践探索，不断总结提炼，不断创新前行，迄今为止，已经形成一个比较有系统的共同富裕中国模式。

　　共同富裕中国模式的内涵十分丰富，我认为最鲜明、最突出、最有中国特点的就是三条。

　　一、社会公平始终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

　　共同富裕要求国家积极调节收入分配，平抑贫富差别，关照社会弱势人群，实现社会公平。中国的经验表明，社会公平要从空想变成现实，必须以发展为基础——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同时，随着发展水平提高，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也要积极随行，不可缺失或弱化。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中国GDP总值只有3645亿元，人均381元，国家财政收入1132.3亿元。在如此低水平的发展条件下，我们的政策方针没有提出关于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过高要求，而是坚持把“发展是硬道理”放在领先位置，先把蛋糕做大，再讲蛋糕分配，实际上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路径。随着经济增长和发展水平的提升，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系列配套政策也随之相机跟进，特别是重大战略举措的出台。

　　这里的典型案例有两个。一是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这是中国农业千年发展的历史突破，农业成为全球极少见的无税负行业，当年就减负1000多亿元，大量农民进入小康。实施这个战略举措的基础是国家发展水平的大幅提升。2006年国内GDP总量20.9407万亿元，是1978年的54.5倍；国家财政收入10.5660万亿元，是1978年的93.3倍。在这样长期积累的发展条件下，取消农业税的重大战略举措才可能真正摆到桌面上来。另一个典型案例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是21世纪中国走向共同富裕的重大历史性跨越。做好这件事，需要投入巨额人力物力财力，没有雄厚的国家实力是难以想象的。2017年的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位列全球第二，国家财政实力和金融实力很有底气，外汇储备高达3万多亿美元，已经具备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系统物质条件。如果在10年前或20年前就提出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只能是一个宏伟的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