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应对风险挑战的实践中，我们进一步积累了对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其中一条就是“必须坚持稳中求进，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这是我们党在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实践中积累的对做好经济工作的又一重要规律性认识，需要我们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三者相统一中从整体性上加以理解和把握。

　　历史逻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艰辛探索

　　历史逻辑是对过去实践活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概括。从这个维度来看，坚持稳中求进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摸索客观规律形成的。

　　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抖客网，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我们曾经急于求成，以为单凭主观愿望，就可以使生产力急剧提高。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许多制度尚不健全，各方面的管理和监督还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经济工作中仍然存在急于求成的倾向。这使我国经济建设走了不少弯路。当然，克服急于求成倾向并不意味着走向另一个极端。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因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用什么样的方法论统领经济工作、如何拿捏好政策调整的“火候”，成为我们党亟待破解的重大命题。

　　应对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经济过热，我国不再采取以往“急刹车”式的调控方式，而是坚持控制总量，实施动态微调，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基于对“稳”与“进”关系的新认识，199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总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必要的灵活性，做到稳中求进。199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继续贯彻稳中求进的方针。2007年，我国经济增速创出阶段性新高，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加大。这一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必须坚持稳中求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考虑到统筹促改革和稳增长难度的增加，2011年开始，“稳中求进”成为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内容，且被明确定义为“工作总基调”。历史事实表明，我们坚持稳中求进，有助于探索和遵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规律，有效避免了国民经济运行“大起大落”。

　　理论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理论逻辑根植于历史逻辑，是对历史逻辑的演绎升华。坚持稳中求进的规律性认识，扎根于历史发展大潮的土壤之中，逐步内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过程，已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

　　回望历史发展历程，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先后对如何处理改革发展过程中“稳”与“进”的关系进行了科学阐述，为深化坚持稳中求进的规律性认识提供了重要理论铺垫。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高度深化对坚持稳中求进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仅要有正确思想和政策，而且要有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工作时着重提到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部分，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我们党还适应形势发展不断丰富稳中求进内涵。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提升到治国理政重要原则的新高度，强调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要长期坚持。“稳”和“进”是辩证统一的，要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把握好工作节奏和力度。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必须坚持稳中求进，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这些都意味着，坚持稳中求进的规律性认识已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畴。从理论高度阐释稳中求进，既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也体现出深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传承。

　　实践逻辑：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的现实需要

　　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统一于实践逻辑，是实践逻辑的归纳升华。坚持稳中求进这一规律性认识的实践逻辑，体现在对正在进行的实践活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概括，其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工作的具体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已经认识到的规律来办，在实践中再加深对规律的认识，而不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复杂局面，以及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尤为重要。因此，我们需要把对坚持稳中求进的规律性认识有效转化为创新和完善各项改革发展举措，把握好时度效，更好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其一，政策力度要加大。政策力度调整的主要依据是经济指标预期走势值与目标值的偏离度。毫无疑问，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客观上要求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且量要调到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能把“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与“大水漫灌”画等号。“大水漫灌”的主要问题不是政策力度的大与小，而是政策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当然，考虑到一次性政策力度过大可能会带来一定副作用，实践中可以探索采取小幅高频的操作方式，预留出适当的政策效果观察期，边试边看，以防出现政策“调过头”问题。

　　其二，操作时间要靠前。多年实践证明，政策不能在经济繁荣阶段“轰油门”，也不能在经济下行阶段“踩刹车”，而是要相机抉择，注重把握及时性和前瞻性。考虑到经济运行不稳定因素增多的现状，稳定经济的政策要早出快出，尤其是有利于提振短期经济增长效果的政策举措，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些。同时，政策还应靠前储备，充分考虑困难和问题，抓紧谋划增量政策工具，制定应对可能遇到更大不确定性的预案，确保政策能够根据形势变化收放自如、从容应对。

　　其三，政策效率要提高。只有持续创新政策资源配置方式，使单位政策资源量发挥出更大作用，才能从根本上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总量层面，政策应跟上供需两侧主要矛盾交替变化的节奏，瞄准经济运行的短板和弱项动态施策、定向发力，促进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行业层面，可考虑超前探索设计行业全生命周期政策体系，中间进行的必要调整应尽量给市场主体留出充足适应期，最大程度减少由政策引发的不确定性，以更好稳定投资者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