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余姚最热的这天夜里，34岁的装卸工人张公前死在了12平方米的出租屋里。他没有惊扰任何邻居，也没有向外拨出一次求救电话。

个别工友反映，早在出事前两天，7月12日，张公前就已有中暑症状，“热得难受”，想休息，但带班说请假要扣工资。于是，他在39℃-41℃ 高温下又连着加班了两天。余姚西货运站的监控，留下了他最后的身影，吃力干活的身影。

这位工友眼中的老实节俭、勤快能干的年轻人，多年用一身力气撑起一家老小的生活。如今他的死，成了这个家庭争取赔偿金的唯一筹码，而在谈判桌上，他所实际就职的杭州湾物流公司，不承认“工伤”一说，一度只愿出于“人道主义”补偿丧葬费3万元。

半个月后，张公前的遗体被火化后带回了安徽蚌埠老家。张公前究竟是怎么死的?生前经历了什么?家属最终也没讨到一个说法。

他是从冰柜最下面一格被拉出来的。刘红侠远远看了一眼，就崩溃了。五天前，她和女儿还跟丈夫视频聊了近一小时，整个人看着好好的，“跟孩子有说有笑”，怎么再见到就变成了这样?

7月15日早上七点多，正在超市上班的刘红侠接到丈夫弟弟张小浦的电话，立马回电追问传信的工友，对方只说，现在什么都别问，赶快来人。刘红侠以为丈夫干活受伤住院了，她和几个亲友急忙驾车从蚌埠老家出发，中午过了南京才被告知人已去世。刘红侠如雷轰顶，哭晕了过去。

傍晚抵达余姚市阳明派出所时已过了五点半，民警已下班。之后他们跑了殡仪馆，去了张公前的出租屋，找了他的工友，只从三个人那里打听到，张公前被发现死亡的前一天加了班，有出现中暑、晕厥的情况，没有就医。

但这三人均是货运西站其他线上的工友，并非亲眼所见，只是事后听说的。而与张公前一条线上的工友，要么否认上述说法，要么表示不知情。刘红侠曾用丈夫的微信从工作群里加一位知情的工友，第二天发现丈夫的账号被踢出了群，此前加了好友的几位工友也把他删了。后来，其他线上的工友也不大愿意说了。走访期间有个工人说，张公前那条线几乎都是带班人的老乡和亲戚，“有些人包庇，不敢说的。”他也被人警告过不要多事，小心老板找他麻烦。

家属们也咨询了多位律师，律师表示要搜集证据，证明张公前在工作期间发病，且在48小时内死亡，即可认定为工伤。搜集证据有三个方向：一是证人证言;二是尸检查明死因;三是工作场所的监控。在“什么都不肯说”的工友面前，他们无计可施，一度寄希望于警方出具死因证明和调取监控。

但接警民警童明达多次向家属解释，当天出警后勘查了现场，做了表面尸检，已排除他杀和刑事案件可能，警方便无义务继续侦查，后续要找相关部门;而表面尸检无法明确死因，如要解剖做理化尸检，家属需自行委托第三方机构。

之后，家属咨询了浙江中和司法鉴定中心，对方表示死亡原因鉴定一般写器官衰竭之类的直接死因，至于能否定性为热射病，要看相关症状是否明确。热射病，即重症中暑，是由于暴露在高温高湿环境中人体控温系统失效，导致核心体温超过40℃，伴有皮肤灼热、晕厥、多器官衰竭的高致死率疾病。

发现张公前签了劳动合同和交社保后，他们还咨询了余姚市社保局、宁波市第一人民医院职业病诊断办公室，前者答复既非上班时间、上班地点，也不是在上下班途中死亡，无法申请工伤鉴定;后者则明确说，即便做了理化尸检，确定死因是热射病，也无法直接归咎于工作单位和工作环境，“职业病诊断实际上是要求国家工伤基金来赔偿，这个是有限制的，一定要在工作当中(发病)。你申请可以，但我们肯定给你打的是无职业病中暑。”

一开始只想查明人是怎么死的，问了一圈下来，刘红侠犹豫了，理化尸检要从头、胸、腹全套解剖，“我不忍心动他”。其他亲属也认为，既无法认定为工伤或职业病，便无必要去打扰死者。刘红侠心里乱得很，“打官司如果有胜算的话，我也可以打，我们收集这么多天，一点证据都没有。”

“走哪条路都走不通。”张小浦想得更明白，人都不在了，家里以后还要生活，最重要的还是尽可能多要一点赔偿，“公司怎么样都有责任，简单一句话，在这里跟他干活出的事。”

杭州湾物流公司的老板自始至终没有露面，只派了一个职位不明的代表“小桑”与家属接触。

7月19日，在警方和街道的调解下，家属与小桑进行第一次谈判。刘红侠记得，全程不到一小时，主要都是自己人在说，另三方不怎么发话，互相之间倒是用当地话说了不少，但他们听不懂。提出60万赔偿时，街道的人讲了一句：你要这么多钱有什么依据?小桑则替公司表态：可承担小金额的丧葬费，但不接受以“工伤”为由索赔，请家属继续走法律途径。

7月25日第二次调解，家属将赔偿金额降至32万，小桑表示公司只出3万元，他们愤然离席，街道的人让双方各退一步，小桑出去给老板打了几分钟电话，结果与上次无异。

彼时张公前已在殡仪馆放了10天，家属也跑了10天，处处碰壁，最后一切又回到原点。刘红侠每天一出宾馆门，就感觉喘不过气，头晕到几乎站不住，只能强撑着，告诉自己不能倒下，“不能添乱”。

这边事情毫无进展，家里那边也让人焦心。8岁的女儿托给同事照看，在陌生的环境里，孩子哭闹了一晚上，她开视频哄了一小时才睡着。

刘红侠母亲是聋哑人，独自在家，心智相当于三岁小孩，不会做饭。刘红侠每天看家里监控，看有没有人给母亲送饭，结果经常看到她站在家门口左右张望。上一次自己这么长时间没回家，是春节前父亲住院去世的时候。她估计母亲心里大概有个数了。

7月22日，到余姚后第7天，刘红侠第一次去丈夫工作的地方，余姚西货运站。下午4点，日头依然毒辣，空气像是被炙烤过，询问工友无果，她无力地靠在墙上，看着他们汗流浃背地装货，出了神。

“特别心酸。”她之前想象不到丈夫上班是什么样的，只听他说过搬的是插排、灯具、衣服之类的，但出事后看他工作群里的视频，都是冰箱、空调这些大件的重家伙。

“一般小伙子吃不了这个苦，受不了这个罪，都是40多岁以上的居多。”张公前的表姐夫徐广田今年51岁，以前是干工地活的，这几年也在货运西站工作，6月下旬因病回了老家。他说，装卸工流动性大，“干几年的基本没有”，很多人到这儿干一阵，觉得累、工资低，就走了。五六年前，张公前由他介绍来这里干活，一直干到现在，工资从最初的四千多涨到六七千。

张公前吃苦的劲儿，从小就练出来了。他小学三年级辍学，家里四个小孩，作为老大，他常跟着父母下地干活。

再大一些，张公前到镇上的木板厂做学徒，20岁出头，和弟弟一起外出打工，在浙江义乌一个饰品厂上班，每月工资一千上下。那时家里开始操心他的婚姻大事，他自己也没少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