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某市地铁在疫情结束后仍坚持实名制购票的规定引起公众关注。尽管如此，乘客只需在姓名栏输入简单字符如“111”即可购得车票，引发了对实名制实际效用的质疑。

同样地，尽管日常生活已恢复正常，一些公共场所依然沿用疫情期间的防控或限流措施。例如，某些三甲医院继续限制病患家属陪护，仅允许在特殊情况下陪同，否则建议家属聘请护工。部分高校也尚未对公众开放，抖客网，其大门因疫情防控而持续封闭。

对于相关部门而言，此类管控限流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管理难度，且取得一定效果。有高校保卫处指出，校园封闭后，外卖丢失、自行车失窃等事件明显减少；医护人员表示，专业护工的引入有助于提高护理效率。

然而，这种以“方便管理”或“规避风险”为由，借“防控”之名行“限流”之实，实质上是将部门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在社会生活全面复苏的当下，这类不合时宜的举措应适时退出历史舞台。

值得欣慰的是，一些高校正积极调整政策，逐步开放校园，优化入校流程，收获了广泛好评。多地博物馆亦改善预约机制，线上线下购票并行，显著提升了游客体验。这些实例有力证明，通过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管理模式，完全可以探寻到既满足公众需求又确保场所有效管理的平衡点。

诚然，开放并不意味着放纵。高校、医院、景区等公共空间承载着公益属性，只有在规范、有序的环境中，才能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共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城市公共场所管理者应主动倾听民众意见，深入了解其需求与期望，精准把握管理尺度，既要严格监管必要事项，也要适时释放合理自由，从而在充满活力与秩序的环境中实现高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