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 程曼祺

一筐筐大闸蟹，刚刚离开水面，就在美国马里兰州被装上飞机，运往中国深圳。在美国，它们是不受欢迎的 “入侵生物”，但在中国，它们是极受欢迎的食材。

当飞机抵达深圳，它们被迅速卸下、装入冷柜，运往各大高级餐厅。机舱内的水渍和腥味还未散去，几百台被妥善包裹的比特币矿机又被装上飞机。和大闸蟹恰恰相反，这些矿机在中国不再有用武之地，却是当下美国加密货币淘金者最渴望的生产工具。

这是 “比特币算力大迁徙” 的其中一幕。

今年 5 月 21 日，随着国务院金融会议释放出 “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 的信号，中国各地方政府开始关停矿场、明禁挖矿，出海成为很多人的选择。

这场大迁徙来得急切而昂贵。

一些矿工为了更快运出矿机，不吝选择运费高昂的空运，而非以往运输电子产品时更常见且更便宜的海运。

矿机经销商鲁克（化名）告诉《晚点 LatePost》，他使用的专业矿机包机服务的报价达每公斤 60 元，有时甚至高达 120 元，这是目前空运均价的两倍，海运均价的约二十倍。以一台裸机重 14 公斤的比特大陆 “蚂蚁 S19” 矿机为例，单台运费接近 800 元。

鲁克认为这个价格 “非常夸张”，但为了满足客户的急迫需求，他还是在 7 月到 8 月间，把数千台比特币矿机空运到了北美和南美。

急切的出海渴求背后是超额的利益。

一枚比特币的生产成本，以电价 4 毛钱计算，现在稳定在 1 万美元左右。而从去年 12 月开始，比特币价格就没有下过 2 万美元，近 6 个月的均价则超过 3 万美元。

中国政策的变化还给全球其他地区的矿工送了一份额外礼包。

这是因为比特币挖矿实际上是在用机器 “竞争解题”，率先给出正确答案并得到其他人验证的参与者，会得到网络自动奖励的相应数量比特币 [1]。拥有越多矿机、总算力越大的矿工越有概率抢先答对。答题难度则和全网算力多少有关：挖矿的机器越多，答题越难，耗费的算力和电力——这是挖矿的主要成本——就越高。

而自 2021 年 5 月中国开始整治比特币挖矿以来，最多时有 50% 的算力退出挖矿网络。这意味着，每天仍有相同数量的比特币产生，但分享他们的矿工却只有之前一半。

一名矿工说，现在的矿机，只要能开着，那就是 “真正的印钞机”。

这种赚钱预期，也在吸引大量海外新玩家加入挖矿。

鲁克的客户中，就有一位美国马里兰州的工厂主。在看到中国的挖矿禁令后，他立马意识到这是一个在美国本土挖矿的机会，并一次性向鲁克购买了数百台比特大陆最新型号矿机。

“这是十年一遇的行业大变局。” 另一名本在东南亚做跨境电商的华人也在近期加入挖矿行业。东南亚电价太贵，他正谋划去巴基斯坦看机会。

每个人都尽量争分夺秒。因为早落地一刻，就能赶在算力恢复之前赚取更多超额收益，并帮自己在全球挖矿新格局中挣得更好的位置。

这场正在进行的比特币矿业大迁徙或者说全球算力分布的全新洗牌，展现了加密货币行业区别于以往商业活动的独特性：由于高度全球化和去中心化，整个网络难以被完全按停，且此消彼长下，也可能带来新的机会。

一位算力出海服务商如此评价此刻的情形：“国家政策生生造出了一个蓝海。”

鲁克在 5 月底之后开始做起了矿机经销的新买卖，他对自己这桩生意的总结就四个字：莫名其妙。

尽管身处区块链行业，但他此前和矿工圈甚少接触。在他的印象里，比特币矿工多是财大气粗的 “土老板”，挖矿是一门 “笨生意”。

这种印象并非全是偏见。2012 年底，中国的一位辍学博士张楠赓，即后来全球矿机第一股嘉楠科技创始人率先开发出了一台基于 ASIC（专用集成电路）的专业矿机，比特币挖矿的算力竞争由此进入 “热兵器” 时代。此后，中国陆续产生了比特大陆、嘉楠科技、比特微（神马矿机）等头部矿机生产商，其总市占率目前超 90 %。

上游供应链优势叠加新疆、内蒙和云贵川等地的丰富电力资源，中国在此后数年成为全球比特币挖矿中心，并形成了 “矿机厂商、矿工、矿场、矿池” 的行业生态。

其中，矿工一般指直接购买矿机，但不自己建设挖矿场地，也不负责运营维护的人；他们会向提供场地、电和运维服务的矿场购买托管服务；而矿池则是自营或联合多家矿场的大平台，类似京东或淘宝，一头接算力，一头触达众多矿工。矿场和矿池老板一般也有自有机器，会直接参与挖矿。

在这个生态里，矿机公司、矿场和矿池都从矿工身上赚钱；矿工则赚比特币价格和挖矿成本间的差价。

除开同时自己挖矿的矿场主和矿池主，狭义的矿工确实是行业里进入门槛最低的群体。这解释了矿工的人数庞大和鱼龙混杂，所谓鲁克印象中的 “土老板”。

一位矿池销售称，他接触的矿老板形形色色，有 “开工厂的、经营水电站的、卖电子产品的、开网吧的”。实际上，由于中国挖矿产业链发达，成为一名矿工的绝对投入并不高，只要花数千至数万元购买一台矿机，并有长期付电费的预算，就可以开始挖矿。关于中国到底有多少比特币矿工，并无数据统计，据一些从业者估算，在禁令发生前，中国矿工数量可能超过 10 万人。

于是，当 5 月底，几个有海外背景的朋友找到鲁克，希望他通过国内关系找到矿机购买渠道时，鲁克并未特别郑重对待。通过一个顺手发给中间人的 99 块红包，他很快联系上了一位比特大陆的矿机销售。

但搭上桥后细聊，鲁克发现友人背后的海外华人客户胃口不小。他们来自南美小国苏里南。这个大多数中国人不甚了解的国家，却有南美最大、最悠久的华人社区，还曾在上世纪 80 年代出过一名华裔总统。

据鲁克称，通过中间人的背书，他获得了南美华人客户的信任，并于 6 月收到了对方打来的上百万美元，委托他采购 100 多台矿机，并完成检验、清关、运输服务。7 月收到第一批货后，苏里南的客户又决定分批追加数万台矿机，并在当地建设一个大型比特币矿场。按目前超过 2 万元 / 台的大客户批发价，这笔交易如真能完成，总值或可超数亿元人民币。

就这样，鲁克用 99 块钱，换到了一个数亿的生意。

那些更早布局海外挖矿服务的人，则在禁令至今的 4 个月内，感受到了明显的需求提升。

曾在山西从事比特币挖矿的李伟（化名），在 2018 年就因合规风险认为 “挖矿在中国不能长久”，于是完全舍弃了中国生意，出海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