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价值的驱动因素是盈利、增长和风险；而价格是供求关系决定的，最后的驱动因素是情绪、动量和认知。在面临深刻变化的宏观背景下，投资者转向投资短期盈利增长确定的公司，而给较低的风险补偿。叠加资金供求关系，使得基本面趋势向好的股票的价格短期趋势性上涨，甚至过度反应。价格与价值并不同步。”

“在构筑客户的资产配置解决方案的过程中，资产收益主要依赖底层资产的质量。就权益资产而言，在各种smart β阶段性表现优异、而主流β表现相对欠佳的背景下，仅仅依靠在资产配置解决方案上的分散投资，很难达到减少波动而提供较高收益率的目标。而在某些smart β领域过度配置，同样面临出现巨大回撤的风险，而且没有可复制性。在信息化时代，大家普遍要求按需收集信息和即时满足，短期满足不了何谈长期？”

“海外经济方面，流动性泛滥、货币超发的代价是通胀，而控制通胀的代价可能是衰退。对于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中国经济来说，挑战与机遇并存。一方面，中国经济面临全球化红利减弱、外部竞争压力上升、人口老龄化和房地产降杠杆等多重挑战；但另一方面机遇与风险并存，新经济、新动能的蓬勃发展，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看点。我们看好两大方向，一是消费和服务业升级；二是创新驱动下的高端制造升级。”

“对于权益市场，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增长减速，但结构性亮点突出，叠加流动性宽松，资本市场仍将蕴藏丰富的结构性投资机会。在配置上面，我们提出保持相对均衡配置，一方面关注与经济增长新动能相关的行业，一方面也会把握对具备长期竞争优势公司的左侧投资机会。”

以上，是汇添富基金总经理张晖在8月20日由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举办的“2022夏季峰会”上分享的最新观点。

今年以来，国内外超预期因素显著增加，作为业内为数不多的投研出身的公募基金公司总经理，张晖对于当前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的理解与展望，受到市场关注。除此之外，张晖还就近期市场所表现的特征、投资者在资产配置方面所遇到的挑战，以及汇添富正在努力强化的方向等话题做了阐述，原文分享如下：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

我今天分享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

首先谈一谈关于今年市场的几个特征。

一是市场波动性比较大。五月份之前，由于宏观经济面临的多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美国加息和缩表，叠加俄乌冲突和疫情影响，投资者预期从不明朗到不稳，风险意愿下降。后来稳增长政策出台，疫情防控取得成效，投资者预期稳定，市场开始反弹。

二是结构性特征非常明显。如果把行业和风格作为因子去刻画smart β，可以发现市场上虽然主流的β表现不好，但较多的smartβ表现很好，是优于去找α的，特别是以新能源车、光伏、智能制造等景气向上的行业，以及一些小盘股的资产。

市场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既有长期因素，也有短期因素，既有周期因素，也有非周期因素，还有长期和短期夹杂的因素，比如房地产下滑，居民消费意愿转弱，企业投资意愿下降，和新经济增长、转型升级相关的资产表现优异。

在风格资产方面，由于流动性相对充裕，和宏观相关联的大类资产承压，和转型升级相关的中小盘资产表现相对较好。

三是基本面趋势投资方法演绎盛行。我们认为股票存在价值和价格两个概念，价值的驱动因素是盈利、增长和风险，而价格是供求关系决定的，最后的驱动因素是情绪、动量和认知。受上述宏观面影响，投资者从在对盈利增长短期不确定的预期下、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转向投资短期盈利增长确定的公司，而给较低的风险补偿。后者由于资金供求关系，形成短期趋势性的价格上涨。这样使得基本面趋势向好的股票，价格显著表现，甚至过度反应。在这种定价机制下，一些有长期竞争优势、长期价值显著的公司短期价格承压，呈现出阶段性价格与价值分化严重的局面，这也是我们投资所面临的一个挑战。 

第二个是关于客户角度资产配置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财富管理的市场空间极大，特别是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以后。但中国的投资者普遍对波动的承受能力较小，特别是在权益市场波动性较大且分化加剧、债券收益普遍不高的情况下，提供适合投资者风险偏好、收益相对稳定的资产难度比较大。

更进一步讲，由于前述的市场特征，在构筑客户的资产配置解决方案的过程中，资产收益主要依赖底层资产的质量。就权益资产而言，在各种smart β阶段性表现优异、而主流β表现相对欠佳的背景下，仅仅依靠在资产配置解决方案上的分散投资，很难达到减少波动而提供较高收益率的目标。当然这里还牵扯到短期符合标准、但长期不具有复制性的问题，在某些smart β领域过度配置，同样面临出现巨大回撤的风险。在信息化时代，大家普遍要求按需收集信息和即时满足，短期满足不了这种需求，何谈长期？

第三，分享一下我们对宏观经济和资产市场的思考。

就海外经济而言，放水的代价是通胀，而控制通胀的代价可能是衰退。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欧美践行MMT理论，货币严重超发，财政过度刺激，最终导致通胀肆虐。我们认为，当前高通胀内部，一些趋势性因素可能较长时间内存在，一方面是部分资源品开支长期严重不足，制约供给弹性，另一方面，逆全球化也将抬升可贸易品的生产成本。

为了防止通胀根深蒂固，以美联储为代表的海外央行快速收紧货币政策。美联储在3月以来的4次会议上累计加息225个BP，在3、5、6、7月议息会议上分别加息25、50、75、75个BP，并且计划9月开始每月最多缩表950亿美元，几乎是美联储2017年至2019年缩表时每月最多500亿美元峰值的两倍。WIND数据显示，本轮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缩节奏堪比1970年代。

我们认为，海外央行流动性紧缩对于需求的抑制难以避免，急速加息缩表使得海外经济衰退压力加大。海外发达国家M2增速和制造业PMI已经趋势性回落，也预示了这一风险。

就中国经济而言，内外部环境面临深刻变化，挑战与机遇并存。

从长期因素看，全球化红利减弱，外部竞争压力加剧。中国过去30-40年的高速发展，与经济全球化密不可分，中国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在世界贸易体系中获得了巨大红利。但近几年，随着国际博弈明显加剧，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提升，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前景形成巨大挑战。

同时，人口老龄化制约长期增速。中国经济内部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卫健委预计“十四五”期间人口将负增长，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老龄化。参考世界经验，人口老龄化将影响经济增长活力，压制潜在增长中枢。

除了以上两个问题，房地产的风险隐忧也不容忽视。房地产产业链纵深非常广，根据第三方测算，其直接和间接对GDP的贡献在15%~20%。政府后续如何应对和处理房地产问题，对于短期和长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都将具有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