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的确又站在了一个新发展阶段的十字路口。”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上，要利用法治的手段，把政府的权力约束在法治的框架之下，避免行政性的执法和管制产生任意性运动式的做法。

　　谈到国内几大城市群，陆铭说，几个城市群之间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些差异化发展，抖客网，而且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演化下去。他认为，在京津冀地区，北京的科创能力独步全国的，有非常强的优势。长三角地区是先进的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平台经济比较强，消费服务业尤其面向整个城市群甚至国际化的消费服务业，发展不错。珠三角地区，最为可圈可点的是深圳所引领的科技企业的创新，另外就是珠三角地区的民营经济，在全国范围内横向比较是发展最好的。

　　关于区域发展存在的差距，陆铭指出，如果看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不管全国范围内的地区间差距，还是南北间、东中西间，省内不同城市间的人均差距都是在缩小的。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机制，就是人口更加自由的流动，是有利于促进不同地区间、城市间的人均差距缩小的。

　　他还表示，疫情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漏洞，是改善城市治理的契机。2023年应该是中国经济全面反弹的时期，各级地方政府应该抓住这个机遇，把失去的三年补回来。

　　陆铭指出，2023年应该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让企业切实感受到政府的扶持，形成更为稳定的政策预期。“只有法治才能给行政权力加上最后一道约束力，能让人民群众和企业在法治的基础上建立信心。”

　　澎湃新闻：您认为当下区域经济最值得关注的话题是什么？

　　陆铭：当前我认为区域经济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全国各地不同城市已经明显分化成了人口持续流入地区和人口流出地区。在每一个城市群内部，比较靠近中心城市或自然地理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人口是持续增长的，而在一些相对外围偏远的地区及自然地理条件比较差的地区，人口是持续负增长的。甚至有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不仅城市外围、郊区农村人口负增长，中心城区也出现了人口负增长。

　　我自己最近也一直在呼吁，区域发展的政策要调整到针对人口流入地区和人口流出地区，不同的情况要有针对性的分类施策。在人口流入地区增加基础设施、住房、公共服务这方面的供应，而在人口流出地区，要适量地减量规划发展，并盘活存量资源。同时实施更为有效的公共财政资源的转移支付。

　　澎湃新闻：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陆铭：我个人最关注的就是关于数字经济和房地产行业的一些政策导向。在提到数字经济的时候，提出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和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当前中国在国际竞争中，有一些地方、部门是有一些发展优势的。中国人口规模巨大，因此在依托大数据发展的平台经济等方面，有规模经济的优势，有利于开发新的商业模式，而且有些商业模式的确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

　　这些平台经济能够利用依托于人口超大规模的大数据资源，产生更多的科技创新成果，中国的平台企业本身也有较强优势。因此要对这些平台经济引领创新、参与国际竞争提供好的政策环境，稳定的政策预期。

　　同时，还要看到平台经济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包括在疫情冲击下，平台企业也起到了“减震器”的作用，为就业困难群体提供了就业岗位，缓解了疫情对于生活服务业的冲击。这一点，我强烈建议社会各界要充分认识到平台经济的积极作用。

　　关于房地产，中国房地产行业总体上来讲多年存在的问题，就是在人口流入和流出地区的供求空间错配，人口流入地人口持续增长，但是用于住宅的土地供应速度增长不够，结果就是供不应求导致的高房价，而在人口流出地曾有一段时间城镇化高歌猛进，带来城市面积的扩张和住房的库存，但是人口的流出又导致需求不足。因此，更为重要的是要看到，在人口空间大变局的过程中，房地产市场存在供求空间错配的结构性矛盾。

　　因此，主要的问题是要通过各类房地产企业顺应经济规律去满足人民对于居住的数量、结构、空间布局、品质各方面的多样化需求，来促进供给侧更加好地满足需求侧。不仅有利于稳定经济，而且有利于改善民生。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过去一段时间，对于房地产行业产生不利的政策因素，应该予以实质性的调整。

　　对于市场的供求状况，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问题，探索长租房市场建设。我个人认为，这个提法就更多地从供给侧来适应需求侧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通过控制房价、控制需求，来实现一种看上去房地产市场似乎平稳发展的结果。

　　澎湃新闻：近年来很多地方上马了集成电路等项目，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对于集成电路等重点领域，关键是进一步优化产业生态，重视发挥市场力量，大力支持全产业链发展。在产业向高端化迈进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注意些什么？

　　陆铭：个人认为，所谓发挥市场力量支持全产业链的发展，就是指在集成电路这样一些关键性的先进制造业行业，要突破“卡脖子”技术，让前端的研发、工业设计、精密零部件的制造一直到后端应用，都能够实现全产业链的自主研发和制造。这样就能突破在国际经贸交往中的“卡脖子”环节，有利于产业链的稳定和安全。

　　与此同时，我认为也应该看到，当前世界在有些领域里的创新，已经不是单个国家能够完全自主创新的，一些新兴领域的创新，实际上都是国际团队共同完成，我觉得也需要中国企业大胆走出去引进来，通过国际团队的合作来推动创新。

　　政府在支持前沿产业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实施一些产业政策，但如何提高产业政策的效果，是需要仔细研究和思考的。

　　我想有以下几条值得注意：第一，产业政策需要强调市场竞争，不能由行政力量在实施产业政策时直接去挑选享受政策的对象，否则就有可能导致不公平的竞争，甚至有可能导致资源的浪费，事后的效果并不好。应该有更加宽泛的市场竞争策略，允许有资质的企业参与到行业的竞争中来，根据事后的研发效果、产品的性能来给予相应的鼓励。

　　第二就是在所有制上，产业政策要避免仅仅通过国有企业来实施，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和市场的竞争中性或所有制中性的原则相违背。应该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实施公平竞争的产业政策。这个过程中，要有对有能力的民营企业同等的创新激励。

　　第三方面就是要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一些尖端的产业政策实际上是国家层面的产业政策。在中国也只有少数几个地区，尤其是中心城市，具备引领整个国家先进产业发展的基础和能力。因此，要避免在有些产业的发展上，各个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一哄而上。最后可能导致的是地方政府对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加大投入，事后却发现这些投入产出的效果并不好，因为当地的基础比较薄弱。同时，如果这个政策的相关资源包含中央投入的话，地方政府也容易把当地的一些产业发展战略作为争取国家资源或政策的手段。事实上，也未见得能够真正达到国家层面的鼓励创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