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时代之变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凸显，世界经济复苏脆弱乏力。在新的十字路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

　　要解决世界经济的诸多难题，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加强团结合作，大国尤其需要承担应尽的责任。作为超级大国，美国本应携手国际社会承担起维护全球共同利益、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开创人类共同未来的责任。然而，多年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对内治理失策，导致国内经济社会深层次问题集中爆发；对外漠视国际责任，放任自身宏观政策造成负面外溢效应，沉湎一己私利在全球制造动荡，成为破坏世界经济稳定与秩序、制造世界经济动荡的源头。

　　通胀高企 骑虎难下

　　目前，美国正面临40年来最严峻的通胀，笼罩着滞胀的阴影。

　　去年以来，美国物价持续攀升，通胀之势难遏。今年5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8.6%，涨幅创1981年12月以来最大值。《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在4月下旬联合发起的民调显示，高达94%的美国人对通胀感到担忧，其中44%的美国人感到十分沮丧。美国总统拜登称通胀“高得令人无法接受”。

　　物价高企的同时，经济增长明显下滑。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下降1.5%。这是2020年二季度以来美国经济首次萎缩，与市场预期的“温和增长”相去甚远。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暴发后，美联储迅速实施零利率加无限量化宽松政策。2年内相继出台4份大规模支出法案刺激经济，总规模达6.3万亿美元，力度之大、频率之高历史罕见。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2021年2月撰文称，美国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可能引发“一代人未曾见过的通胀压力”，需快速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加以应对。

　　快速政策调整尚未落实，通胀势头已难遏制。

　　2021年5月，在物价出现明显抬头的情况下，美联储却不断释放“通胀暂时论”信号，声称物价高是因为供应链不畅，只要解决了劳动力供应等问题，通胀就会迎刃而解。然而，经济运行自有其规律，并不会遵循美国货币当局的一厢情愿。通胀愈演愈烈，连续创40年新高，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也站上了历史高位。

　　加息，乃至采取更加激进的收缩货币政策，成为美联储习惯性选择。

　　今年3月16日，美联储宣布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25个基点，正式开启货币紧缩周期。5月4日，美联储宣布加息50个基点，6月15日宣布再次加息75个基点，从6月1日起缩减规模近9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以“迅速采取行动使通胀回落”。

　　市场普遍认为，要使通胀实质性消退，当前的紧缩力度远远不够。但是，美国的政策空间十分有限，已成骑虎难下之势。经济增长动力日渐不足，大幅激进加息对本就前景不明的经济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在美联储5月4日宣布加息次日，纳斯达克以近5%的剧烈下挫表明了资本市场的态度。

　　种种信号让市场开始普遍担忧，美国很可能重现20世纪70年代滞胀困局。彼时，美国出现了高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和低经济增长并存的经济现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伯斯法尔德认为，抖客网，“这种持续震荡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遭遇‘类似于1970年代经历的那种情况’”。甚至有分析认为，美国经济面临的困局与50年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悲观情绪在蔓延。多家研究机构近期下调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并警告未来一两年内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高盛集团把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从2.6%下调至2.4%、明年增长预期从2.2%下调至1.6%，认为一两年内经济衰退的概率为30%。富国银行投资研究所把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从2.2%下调至1.5%、明年增长预期从0.4%下调至负0.5%，并表示美国经济正进入下行周期，将难以避免某种程度的经济衰退。

　　顽瘴痼疾 积重难返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前的美国经济困局，源于长期以来美国经济痼疾缠身。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只不过是美国经济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加速爆发的“催化剂”。

　　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对其国内产业结构进行重大调整。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逐步转移至国外，大力发展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并利用其科技优势等，逐渐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低储蓄、高消费的消费型经济格局。

　　1974年“石油美元”体系建立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流动性基本上由美元承担，美国形成了国内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不断利用美元国际“硬通货”地位弥补其国内生产不足的局面。为实现最大限度盈利，美国的跨国公司把越来越多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通过产业转移降低成本、扩大市场，提高资本的获利空间。同时，消费支出常年占GDP的70%左右，导致储蓄率低、债务增长与通胀如影随形。

　　与制造业迁徙和“石油美元”体系建立相伴的是，制造业逐渐空心化和金融业急剧扩张，美国经济虚拟化特征愈加明显——

　　一方面，国内大企业不断合并扩张，小规模生产者逐步被淘汰，农业人口逐步减少，制造业蓝领工人持续流向服务业，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往国外。从20世纪中期开始，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如今已降至11%左右，从业人口也降至不足10%。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资本避开利润率较低的实体经济部门，投向金融领域。为应对周期性金融危机，美联储频繁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动辄买入上千亿甚至万亿美元的国债。特别是2007年次贷危机以及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在美暴发后，美联储超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加速了金融服务业扩张。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20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超80%，包括金融业、房地产、法律服务等。

　　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抑制了经济增速的上升，且使自然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低利率水平又往往刺激通胀加剧。同时，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妨碍了市场出清，导致“僵尸企业”占用过多资源，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造成挤出效应，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最终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疫情暴发后，在超宽松货币政策推动下，美国消费虽然迅速提振，但需求侧过热更映衬出制造业萎缩导致的供给能力不足，进而抬升通胀水平。

　　虽然依托美元的主要国际货币地位，美国享受到“全球生产、美国消费”的红利，但也埋下了制造业衰落和通胀问题的种子。这种经济格局加之长期无节制的宽松政策，最终在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催化”之下形成了如今的高通胀局面。

　　美国当局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些机制性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先后试图推行“出口倍增计划”“制造业回流计划”等经济转型措施，但均未达到预期效果。

　　美国国内体制自我纠错、自我革新动力逐渐丧失。一方面，对依靠货币政策的增长路径形成依赖，习惯用印钞和发债解决问题。数十年来无节制地提高国内债务上限，近年呈现加速态势。目前，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超30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占GDP的比重约130%。疫情暴发以来，债务总额增加约7万亿美元，是美国历史上债务增长最快的时期。债务高企局面也极大限制了美国的政策空间。另一方面，近年来美国政治越发极化，纠错机制愈加失灵，两党争斗甚至达到“为反对而反对”的地步。反映在经济领域，便是美国政府对推行结构性改革即便有心也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