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经济被认为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之后，推动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全新经济形态。加快发展生物经济，已基本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是把握未来竞争主动权、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推动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融合创新，加快发展生物医药、生物育种、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等产业，做大做强生物经济。

　　进入新世纪以来，生命科学领域持续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生物技术逐渐与信息技术并行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底层共性技术，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加速以更加亲民的价格、更加贴近市场的形态走进千家万户，针对生物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生物技术创新及应用制度体系日趋完善，生物经济时代的序幕徐徐拉开。

　　迎接生物经济繁荣发展期

　　生物经济是以生物学、生命科学等理论为基础，以基因、细胞、育种、合成生物等技术进步和普及应用为特征，围绕保护、开发、配置、使用生物资源，提供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形成的物质生产、流通、交换和分配模式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与生物产业相比，生物经济是在生物技术变迁、生物产业形成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构成的新型经济形态，即在技术和产业变革之上形成的全新制度安排。与此相应，生物经济时代是以生物技术与信息、材料、能源、育种等技术加速融合为基础，以高通量测序、基因组编辑、生物信息分析、育种、微生物组学等技术群体性突破和广泛交叉融合应用为标志，围绕生物资源配置形成新的制度、政策体系，引发人类生产生活乃至经济社会深刻变革。

　　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公众对于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的认知度、接受度和需求量快速增长，生物经济时代由成长期向成熟期迈进的节奏将进一步加快。举例看，10年前，绝大多数孕妇、患者对于基因检测胎儿情况、癌症早期发现等效果还将信将疑，今天，已经有数百万名消费者愿意为此买单。5年前，人们对核酸检测的效用还懵懵懂懂，今天，核酸检测已经被广泛普及到全球成为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的第一道门，成本及价格也一降再降。综合科技进步、产业发展、需求增长等因素，预计到2030年前后，人类社会将迎来生物经济时代的繁荣发展期，生物技术广泛造福人类、生物界，相应的制度形态更加成熟，在这一时期，生物技术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将超越信息技术。

　　与工业经济时代相比，生物经济时代更加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突出科学技术能够更多推动人类、生物界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与信息经济时代相比，生物技术平行于甚或高于信息技术成为底层共性技术，生物资源与数据资源以及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资源共同成为人类社会宝贵的资源，此外，生物经济时代不仅关乎生产效率的提升，也密切关系对自然、人类等物种本体的改造。信息经济时代背景下，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是效益、效率，以及“数字鸿沟”，生物经济时代，这种落差将会表现为物种的优劣、生命权利的归属、生存质量的高低、食品资源能源等的供给水平，影响的是“物竞天择”等自然规律。

　　我国已成生物产业大国

　　经过10余年努力，“十三五”末期，我国生物医药、生物制造、生物育种、生物能源、生物环保等产值规模近5万亿元，生物及大健康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规模超过10万亿元，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生物产业大国。医药等重点领域诸如恒瑞医药、信立泰等一批研发投入强度超过10%的创新型企业快速发展，石药集团的丁苯酞、贝达药业的埃克替尼、恒瑞医药的阿帕替尼等单品种药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全国涌现出若干销售额超过百亿元的龙头企业，其中不乏上海医药、九州通等营收规模在千亿元的企业和生物制造领域的中粮集团、阜丰集团等大量营收规模超过百亿元的企业。生物产业已经成为继信息产业之后各类风险投资追逐的新风向标，据火石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医药健康领域融资规模同比增速超过87%，规模过亿元的案例占年度总量一半以上。

　　在国家和地方统筹联动聚力培育发展生物产业的带动下，一批特色鲜明、优势突出、错位互补、竞争力强的生物产业集群竞相发展，如创新力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单品种营收高、在研创新药储备丰富的苏州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科学设施支撑扎实、开放创新领先、名优企业和品种集聚的上海生物产业集群，生物资源发达、专业科研院所汇聚、医药开发历史悠久、产学研合作通达的广州生物产业集群，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融合发展、产学研用医密切联动的成都生物产业集群，龙头企业比肩、软硬设施发达、创新要素吸引力强、后发优势强劲的武汉生物产业集群等，已经发展成为带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支撑生物经济加速发展的重要力量。

　　面临重大机遇和严峻挑战

　　在前期生物产业发展基础上，我国在生物经济时代发展面临重大机遇。

　　一是丰富的生物资源储备。我国拥有生物医药发展所必需的海量临床数据，全国三甲医院多达800家，年诊疗人次高达30亿且还将继续增长。生物多样性优势独一无二，截至2021年，中国生物物种名录已经收录了115064个物种，哺乳动物总数居全球第一，鸟类占全球物种总数14%，爬行动物种类占全球4.5%，是全球陆地水域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拥有近千种中国特有内陆鱼类。高等植物物种总数占全球的8%到12%，且植物物种仍在持续增加。

　　二是广阔的市场空间。医药健康领域，人们对生活质量、健康水平提升的需求与日俱增，伴随商业保险覆盖范围进一步增大，中高收入群体健康消费支出扩张，各类高端、保健类用药的巨大市场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三是强大的人才储备。与生物经济时代发展密切相关的医学、药学、化学、物理、生物等学科人才供给规模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为生物经济发展源源不断输送各类人才。与此同时，国内产学研各界长期保持着与海外企业和技术专家形式各样的联系与合作，也为我国生物经济发展所需人才的成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四是独特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从过去两年来我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系列部署举措看，新型举国体制在短期内迅速集结各方资源应对重大公共卫生突发安全事件中发挥的优势可圈可点。后疫情时代，预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发生的频次、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增多，我国基于前期经验形成的系统应对机制，有利于发挥独特的制度优势引航全球生物经济时代发展。

　　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十分严峻。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制度体系不完善。面向中长期的国家层面生物经济发展战略顶层设计亟待出台，强有力、跨部门的专项行动策划、组织和实施不适应生物经济时代复杂多变的形势，稳定、长期、高效的法律和政策保障环境仍待完善。

　　其二，科技创新储备不坚实。与信息经济时代的情景类似，我国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生物产业开拓性、颠覆性的创新成果与生物经济强国愿景不匹配，产业链供应链“卡脖子”问题比较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