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500亿元!2021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一出炉，就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尤其是在核酸检测逾百亿次， 疫苗接种超30亿剂的当下。

一个万亿级的数字，过于庞大，对个体来说往往不那么有实感。社交媒体上，人们往往会拿出各种数据作为对比，造成了各种误读——比如这些钱足够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了;比如中央财政收入一年才9万亿，大部分都花在医疗上了?

那么，7.55万亿到底意味着什么?谁支付了这7.55万亿的资金?花在了哪里?其中有多少用于抗疫支出?

我们到底为抗疫花了多少钱?

做了那么多核酸检测，接种了那么多剂新冠疫苗，我们究竟在抗疫上花了多少钱?这大概是不少人心中的疑惑。

今年如常公布的7.55万亿卫生总费用，之所以这么受人关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重疑问。

一名业内人士告诉八点健闻，疫情防控肯定给卫生费用带来增加，在2020年，疫情开始的第一年，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显著——2020年卫生总费用占7.2万亿，占GDP比重达7.12%，达到历史新高。

在疫情发生的前一年2019年，中国的卫生总费用是6.584万亿人民币，占GDP的比重为6.67%。

2021年，虽然卫生总费用是在增长的，但占GDP比重却是在下降的——这一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6.5%。

整体来看，虽然抗疫增加了卫生支出，但仍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

在八点健闻访问了多名卫生经济学专家后发现，从卫生总费用统计的角度想要精确回答抗疫卫生费用的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学术上，卫生总费用的核算方法有三类——筹资来源法、机构流向法和实际使用法。我国对卫生总费用使用的是“筹资来源法”，也就是只统计当年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为卫生事业投入了多少资金，但并不知道这些资金的具体使用细节。

不过，精确的数字虽然无法呈现，但是仍然可以粗略估计。

2022年4月，国家医保局表示，自2021年2月始，我国已经接种32亿剂次疫苗，疫苗费用1200余亿元，主要由医保基金和财政共同负担。

另一位长期关注卫生费用的卫生经济学家表示，疫苗接种有两块费用，一块是疫苗本身的费用，一块则是接种人员的人工费。据他了解，各地接种人员接种一剂次的费用不等，大概是3~10元/剂次，即便是按10元封顶计算，结合上述1200亿元，疫苗这块的费用应该在1500亿元左右。

相比疫苗接种，核酸检测背后卫生费用就复杂得多。例如，从人群上看，应检尽检和愿检尽检两个群体的卫生费用支付方就不同，前者由财政、医保或社会承担，后者则有一部分是个人承担。

但这部分数据没有权威和统一的出口，自然也无从统计。2021年尚未展开大范围的全员核酸，但此时的核酸检测单价较高，也是一笔不算小的费用。

实际上，除了疫苗与核酸这种能被感知到的卫生费用，还有中国几万家医疗机构们为了改建设施，采购抗疫所需设备和物资，参与抗疫工作等看不到的隐性开销。这些费用，很大一部分来自财政补贴。

一方面，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医院总收入仍然保持增长态势;但是另一方面，疫情的确造成了全国公立医院诊疗量急剧下滑，收入理应受到极大影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现象?上文提到的业内人士表示，那是因为疫情期间财政加大了对公立医院补贴力度。疫情前，财政对公立医院的补贴比例约为10%——医院收入10%来自于财政，但是2020年这个补贴比例增至16%，即便是疫情形势相对稳定的2021年，仍比往年高不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府补贴填上了诊疗量下降导致公立医院收入减少的缺口，甚至还略有溢出。但是这些补贴是用来支持医院抗疫的，并不直接转化为医生收入和医院利润，医生收入仍然与诊疗量挂钩，这就导致虽然公立医院总收入持续增加，但是疫情期间不少医生的收入反而下降了，并且医院也持续亏损。

此外，在2020年，中国发行了1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今年6月，《中国卫生经济》上的一篇研究文章指出，列支在政府性基金中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卫生支出达到1286.39亿元。

也就是说，这1286.39亿元是往年没有的额外卫生费用，这一大笔钱也直接影响了2020年的卫生总费用情况。

上述业内专家强调，疫情属于不可预知的“黑天鹅事件”，所以把疫情年份的卫生总费用相关数据纵向对比的意义不大。

一位从事医改问题研究的专业人士杜子琪(化名)将新冠疫情起始的2020年描述为“着火”的一年，所以政府层面会向卫生领域紧急倾斜更多资金用来“救火”。卫生总费用总量，特别是政府投入部分反常的迅速增加，这会导致2020年前后一年的数据对比都呈现异常。

2022年，由于全员核酸在全国范围内的铺开，这一年的卫生总费用受到的影响尚未可知。

7.55万亿的卫生总费用意味着什么?

卫生总费用是一年内全社会用于医疗卫生服务所消耗的资金总额。

一个万亿级的数字，对个体来说往往不那么有实感。所以将其与其他数据进行比较，是理解和评价它的重要方式。对于卫生经济学家来说，卫生总费用常常用来和GDP进行比较。

据《公报》，2021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为6.5%。卫生总费用占GDP的占比，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对于卫生事业投入程度。

实际上，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被诟病在卫生上的投入不够。新中国建国之初，1952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只有8. 5亿元，占GDP比重1.3%。

直到本世纪初，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一直在4%到5%间徘徊。

相比世界平均水平的近10%，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8.8%左右，中国在卫生方面的投入并不算多。以2019年的数据为例，我国的占比在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中降序排名第86位，在金砖国家中低于南非(9.11%)和巴西(9.88%)。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卫生费用占GDP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曾预计，到2027年医疗支出在美国经济中所占比例将从2017年的17.9%升至19.4%。

多名卫生经济学家指出，基于不同国家的国情、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等多种差异，很难说这一占比应该达到多少是合适的，即不存在所谓的金标准。

直觉上，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越高，似乎越能说明这个国家对卫生事业投入程度大，重视程度高。

不过，现实更复杂一些。

然而，这么高的占比之下，“浪费”、“昂贵”和“低效”却成为了美国医疗制度最为人诟病的几大关键词，而从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常见健康指标看，美国人口的健康状况甚至比诸多OECD国家都要差。

从国际学术研究来看，如果比重过高，可能会给财政带来很大压力，卫生筹资的可持续性将受到较大影响，同时也会产生严重的医疗资源浪费。但如果比重过低，卫生投入不足，医疗服务萎缩，抖客网，社会医疗保障覆盖面减小，会直接影响医疗水平。

在杜子琪看来，这是一个敏感度很高的政治问题，各国情况不一，各派立场也不同。国家元首竞选时，对医疗投入的态度总会影响选票的多寡。

“在我国，不同机构的人对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的感知不同。财政系统的人可能会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每个领域都要求投入增速超过GDP增幅。但卫生系统的人可能觉得，前些年投入欠账，现在应该补回来。” 杜子琪说。